流亡新闻工作者的数字安全检查清单
请使用以下检查清单，学会保护您本人，您的家人和采访对象。此检查清单旨在配合流亡新闻工作者的数字安全指南使用。 若您需要帮助，请发送电子邮件至[email protected]与CPJ取得联系。
“被打入牢笼”：香港媒体的悲哀里程碑
Steven Butler/CPJ亚洲项目协调员 2021年对香港来说是一个悲哀的里程碑。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新闻工作者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在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的年度监禁报告中，该报告列出了全球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不法监禁的记者名单。香港今年共有八名记者入狱，而去年该记录为零。 大约50年前，我以学生的身份第一次访问香港，并在几年后回到那里为我的博士论文进行调查研究。之后，我以记者的身份多次前往香港，包括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前和之后。而最近的一次，我以CPJ新闻自由倡导者的身份拜访香港。 若我总结说“香港多年来发生了变化”，则太过轻描淡写。 压制香港新闻自由并不是从2021年开始的。虽然香港从未参与过完全的民主选举，他们在过去几十年来曾享有不受约束的新闻自由和法治，使香港成为富有吸引力的繁华商业和金融中心。殖民时期的反共报刊有著名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和中文报纸《明报》等，而左派刊物则包括亲共的《大公报》和《文汇报》。考虑到当地的自由和便利，许多国际新闻机构都在香港设立了分社总部。不论是香港的活力、美食、环境，还是富有独创精神和壮志雄心的市民都让人难以抗拒。 根据一份CPJ报告的记录，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明确表述了13年后香港回归中国的决定。不论民意如何，这都奠定了“中共迫近”的基调，而危机果然接踵而至。即便是在交接之前，反共报刊已经逐渐收敛。交接之后，这一趋势愈演愈烈，偶有新闻工作者因其对中国或香港政府持批评意见而受到人身攻击。在2019年声势浩大的民主示威活动中，警察频繁袭击记者。 当然，在多数港媒亦步亦趋地对中国服软时，有一个明显的例外：《苹果日报》和壹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黎智英因其“在推动新闻自由事业上取得的非凡和持续的成就”，荣获今年CPJ 伊菲尔新闻自由奖（Gwen Ifill Press Freedom Award）。如今，他因顽强拒绝随波逐流，继续在《苹果日报》上公开支持亲民主的反共社论而锒铛入狱，或被判终身监禁。他的六名资深同事以及独立网络广播电台D100的一名评论员也被捕入狱。《苹果日报》和壹传媒已被迫停业。 中国政府与黎智英的宿怨始于1990年代。当时，黎智英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暗示强硬的中国总理李鹏“扑街”后，被迫出售他的服装公司在大陆的所有业务，而那是他最早的财富来源。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苹果日报》受到显然是由中国策划的广告抵制，并在之后变本加厉。《苹果日报》办公室，黎智英的家和报社员工都遭受了各种袭击。 黎智英在2019年接受CPJ采访时说：“记者的权利正在被剥夺。我们曾是森林里的鸟，现在正被打入牢笼。”一语成谶。 在史无前例的民主示威活动席卷香港后，中国于2020年7月1日强制实施了严厉的《国家安全法》，黎智英和其他多人已被指控。虽然黎智英和他的同事们受关注度最高，但是新法如乌云笼罩了整个港媒（参见CPJ的调查报告）。 独立的香港记者协会已经遭受了来自政府和亲共媒体的一系列攻击，包括收到来自当局的暗示，称香港记协或已违反《国家安全法》。11月5日，香港外国记者会发布会员问卷调查显示，83.8%的会员认为记者的工作环境已经恶化，71%的会员对自己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捕表示轻微或高度担忧。可悲的是，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不出所料在一份威胁声明中抨击香港外国记者会“抹黑香港新闻自由，鼓吹‘寒蝉效应’，干预香港事务。” 这并不表明阵地全部失守，仍有一些幸存的新闻机构和国际媒体在香港进行出色的报道。但是，什么内容是可以报道和什么内容是不可以报道之间的那条界线前所未有地模糊。 作为CPJ在香港和中国问题上的主要发言人，我一直对中国和香港政府进行直言不讳地批评。鉴于中国劫持外国人质的记录，以及香港《国家安全法》不断演变的应用，我将来还能毫无顾虑地回到那个我多年来热爱的地方吗？我不知道。
审查最严的10个国家
审查最严的10个国家 厄立特里亚 朝鲜 土库曼斯坦 沙特阿拉伯 中国 越南 伊朗 赤道几内亚 白俄罗斯 古巴 调查方法 资料图 视频 新闻稿 也提供 English Español Русский العربية Français فارسی Português 专制政府使用传统手段以及先进的数字审查和监控系统来镇压独立媒体。保护记者委员会特别报告。 保护记者委员会整理的一份名单显示，厄立特里亚是全球媒体审查最严的国家。保护记者委员会通过调查各国使用的审查手段而整理出该名单；这些审查手段包括人身监禁、出台专制法律、监控记者、限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使用。 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寻求、接受信息和发表意见的自由。这10个国家屏蔽或严格限制独立媒体，通过监禁、数字和人身监控等骚扰方式来恐吓记者，使其失声，公然蔑视国际准则。自我审查普遍存在。 对媒体审查最严的三个国家是厄立特里亚、朝鲜和土库曼斯坦，媒体充当这些政府的喉舌，任何独立新闻媒体都只能在流亡中运作。获准入境的少数外国记者受到严密监视。 名单中的其它国家使用骚扰和任意拘捕等粗暴手段以及先进的监控系统和有针对性的黑客攻击来使独立媒体失声。沙特阿拉伯、中国、越南和伊朗尤其擅长使用两种审查手段：监禁和骚扰记者及其家人，以及进行数字监控、审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 该名单仅列出媒体受政府严格控制的国家。叙利亚、也门和索马里等国的记者境遇和新闻自由也极其不堪，但究其原因，政府审查并不是唯一主导因素。暴力冲突、基础设施缺乏和其它非政府因素一起导致了险恶的媒体环境。 1. 厄立特里亚 领导人：伊萨亚斯·阿费沃基总统，自1993年起执政。 审查机制：2001年，政府关闭了所有独立媒体。厄立特里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截至2018年12月1日，至少有16名记者被关押，其中大多数从2001年镇压以来就一直在狱中，且没有一人接受过审判。根据言论自由团体第19条，该国于1996年颁布的新闻法要求媒体必须积极促进”国家目标“。政府保有对广播媒体的合法垄断，国有媒体的记者因害怕遭到报复而噤若寒蝉。根据德国之声学院的报告，厄立特里亚的互联网或流亡境外的电台卫星广播等其它信息渠道受限，接收信号常被拦截，政府管控的互联网效率低下。根据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的调查，该国的互联网普及率极低，仅覆盖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左右。网民被迫到网吧使用网络，在那里行踪极易被监控。东非和南非国际信息通信技术政策合作中心于2019年三月发布的一篇报道显示该集权政府如此”粗暴或咄咄逼人”，以至于”公开干涉互联网已无必要”。然而，2019年5月15日，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了厄立特里亚的一起关闭社交媒体事件，它刚好发生在该国庆祝独立日之前。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随着2018年中期开放埃塞俄比亚边境，一些外国记者获得了特殊通行证进入厄立特里亚，但他们的行动受到严格控制。 低点：据报道（由于恐惧气氛和政府严管，保护记者委员会无法确认报道来源），多达七名记者已在监禁期间丧生。厄立特里亚政府拒绝提供任何关于狱中记者状况的具体信息。2019年6月，非洲100多名重要记者、学者和维权人士撰写了一封致阿费沃基总统的公开信，要求探访被长期监禁的记者和活动人士。该请求被厄立特里亚新闻部以”不适当”为由严厉拒绝。 2018年7月16日，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阿费沃基和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在厄立特里亚驻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的大使馆外举行大使馆重新开放仪式。近期两国关系的好转并未改善厄立特里亚的媒体环境。（路透社/ Tiksa Negeri） 2. 朝鲜 领导人：金正恩，自2011年起接替他去世的父亲金正日掌权。 审查机制：朝鲜宪法第67条主张新闻自由，但朝鲜几乎所有报纸、期刊和广播公司的内容都来自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KCNA），它重点报道政治领导人的声明和活动。据BBC报道，KCNA的国际新闻受到严格限制，但它却大篇幅报道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9年6月对朝鲜进行的短暂访问，并称赞这是一起”了不起的事件”。美联社和法新社在朝鲜都设有小型记者站，但是国际通讯员曾被拒绝入境、拘留和驱逐。只有政治精英能够访问全球互联网，一些学校和国家机关可以使用受到严格控制的内部网络“光明网”。InterMedia的一份报告指出，大多数朝鲜人获得独立信息的主要来源是盗版外国电视和无线电信号以及走私的外国影碟。《外交学者》杂志表明，自从金正恩上台以来，当局加强使用无线电信号拦截器和先进的无线电探测设备来阻止民间信息传播。根据《韩民族日报》引用韩国统计厅的数据，截至2019年3月，朝鲜的主要移动网络运营商高丽电信有至少四百万朝鲜用户，但是这些用户无法获得朝鲜以外的信息。 低点：2017年9月，朝鲜的一家法院以”侮辱国家尊严”罪将两名韩国记者及其报社缺席判处死刑。此前，《东亚日报》记者孙孝林和《朝鲜日报》记者杨志镐采访了《朝鲜机密》一书的作者，并在各自的报纸上发表书评。《朝鲜机密》出版于2015年，详细介绍了朝鲜人的日常生活。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中国北京，这是2019年1月10日朝鲜中央通讯社发布的一张照片。朝鲜一直是世界上新闻环境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朝鲜中央通讯社，路透社供图） 3. 土库曼斯坦 领导人：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自2006年起掌权。 审查机制：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对土库曼斯坦生活的所有领域都享有绝对控制权，并利用媒体宣扬个人崇拜。他的政权通过拘留和监禁记者、迫使其他媒体从业人员逃离出境（根据美国国会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报道）来镇压独立观点。所有媒体都归政府所有或受其严格控制。根据开放民主网的报道，一些关注土库曼斯坦的独立媒体机构如《土库曼斯坦纪事报》只能在境外活动，且任何试图访问该报网站的人都可能被当局问话。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土库曼服务台的记者需用假名工作并曾被监禁、攻击和限制出行。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表示，该国只有约21%的人能够上网。国际研究和交流委员会（IREX）2017年媒体可持续发展指数显示，土库曼斯坦当局屏蔽在线独立出版物、严禁虚拟私人网络（VPN）和其它匿名软件的使用。获取境外信息十分困难；根据《卫报》报道，当局在2017年亚洲室内暨武术运动会之前吊销了几位英国记者的记者证。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于2019年2月报道了当局”积极获取西方监控技术”。 低点：2019年3月，69岁的自由撰稿人索尔坦·阿奇洛娃（Soltan Achilova）被阻止登上一趟国际航班。阿奇洛娃是《土库曼斯坦纪事报》的撰稿人，曾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土库曼服务台工作。她记录了土库曼斯坦的日常生活，因履行本职工作曾被警方拘留并遭到人身攻击和威胁。 自由撰稿人索尔坦·阿奇洛娃（Soltan Achilova）2017年11月在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的家中。由于履行本职工作，她目前已被拘留并遭受人身攻击和威胁。（保护记者委员会，《土库曼斯坦纪事报》供图） 4. 沙特阿拉伯 领导人：萨尔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国王自2015年起掌权。皇室王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自2017年起掌权。 审查机制：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领导下，沙特阿拉伯已受压制的媒体环境迅速恶化。反恐法、网络犯罪法和特别法院授予当局以特权监禁妄议政府的记者和博主。截至2019年12月1日，共有16名记者被捕入狱。仅在2019年上半年，沙特阿拉伯当局就新关押了至少九名记者。根据泄露给《卫报》的一份为萨勒曼国王准备的医疗评估报告，因本·萨勒曼的镇压而被捕的记者中至少有四名在沙特监狱中遭受虐待和折磨。根据2011年的一项规定，网站、博客以及任何在线发布新闻或评论的人必须从文化信息部获得许可。《华盛顿邮报》指出，沙特当局已加强对数字内容的控制，网络监控无处不在。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和其它来源显示，当局利用监控技术、喷子和机器人来压制对敏感话题（包括也门战争）的报道和讨论，并对沙特异见记者进行监视。根据自由之家的《网络自由》报告，沙特当局屏蔽被其视为不利的网站、封锁用来规避审查的VPN服务商。《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指出，外国记者虽能在沙特阿拉伯进行报道，但是当局在发放入境许可时百般刁难，外国记者的行踪经常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