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解中國干預媒體的企圖是捍衛新聞自由的第一步，而香港和台灣站在了新聞自由保衛戰的最前綫。在政治環境兩極分化的香港，新聞工作者面臨來自多方的壓力，獨立媒體機構努力抵制親北京勢力對其施加的強烈影響；台灣必須設法保障社會開放和新聞自由，抵抗資源充足、科技實力雄厚的勁敵北京。保護記者委員會特別報道。
一國一審：前言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並在境外迅速擴張軍事力量。同時，它通過媒體影響全球公眾，努力贏得中國崛起的擁護者。中國通過多方渠道深化其國際影響，不論明裡還是暗裡，對其舉措始終諱莫如深。俄羅斯干涉美國大選的事實說明，民主社會或許更容易成為信息操縱的受害者。瞭解這些舉措是維護新聞自由的第一步。這份報告闡明瞭中國如何試圖對大陸和港台媒體施加影響。
從多方面看來，中國的舉措是它在全球事務中發揮日益重要作用的自然結果。美國在二戰後崛起與蘇聯爭霸，曾努力為自己在全球樹立擁護新聞自由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形象。當然，美國的實際行動並非無懈可擊。中央情報局曾協助推翻一些民主選舉產生的左傾政府，美國還曾支持嚴厲打壓新聞工作者的包括台灣在內的獨裁政權。但是，美國成立了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等具公信力的新聞機構，旨在傳播基於事實的新聞，擁護自由民主。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局也將推動新聞自由等人權事務制度化。
然而，中國是審查和信息控制的佼佼者。與其憲法規定相悖，中國政府的核心價值觀敵視民主和新聞自由。憲法第35條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但中國公民實際並不享有這些權利。保護記者委員會調查發現，截至2019年底，中國共監禁了48名新聞工作者，是全球監禁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自從2013年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的媒體環境便急轉直下。
習近平和中國政府無視憲法的規定，公然干涉媒體。根據中國國家通訊社新華社的報道，習近平在2016年2月前往幾家新聞單位進行實地調研時，提出了他對新聞輿論工作的期望：
“黨的新聞輿論媒體的所有工作，都要體現黨的意志、反映黨的主張，維護黨中央權威、維護黨的團結。
（媒體）都要增強看齊意識，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變成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豐富人民精神世界。
要深入開展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引導廣大新聞輿論工作者做黨的政策主張的傳播者、時代風雲的記錄者、社會進步的推動者、公平正義的守望者。”
越線的中國記者面臨嚴峻的後果。媒體鎮壓在中國西部的新疆尤為嚴重，保護記者委員會發現當地有23名記者因履行工作職責而入獄，該人數幾乎是全國被監禁記者總數的一半。
計劃前往西藏、新疆或其它地區進行報導的外國記者受到嚴格的限制。當《華爾街日報》的王春翰或Buzzfeed新聞的李香梅等外國記者在中國報道敏感話題時，他們面臨被驅逐出境的危險。自從習上台以來，本國的調查報導幾乎絕跡，記者們紛紛議論一個「全面審查時代」的到來。
當然，中國無權在境外實現「全面審查」之類的野心，但它有一切理由對海外評論施加影響。例如，它努力削弱國際上抵制中國電信巨頭華為生產的設備的努力，平息輿論對「一帶一路」的龐大基礎設施工程或為確保航路安全而增設的中國軍事設備的不滿，或僅僅出於民族自豪感而美化自身形象。中國對外媒的批評反應激烈，反映了它的高度敏感性。中國領導人十分在意中國的形象。
中國控制境外信息的手段是什麼？這對全球新聞自由造成了什麼影響？
這份報告分析了中國如何影響站在新聞自由前沿的香港和台灣媒體。作為東亞公民自由的兩個堡壘，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台灣是與大陸隔海相望的海島（中國宣稱對其擁有主權），兩個地區都活躍著不受中國直接控制的中英文媒體。隨著中國對港台媒體深入施壓，影響當地社評甚至操控輿論，香港和台灣的新聞自由受到了遏制。港台地區的情況對於中國如何在世界其他地區輸出審查及可能如何與之對抗都是有用的指示牌。
在香港，中國利益主導商業媒體。警方多次襲擊報導反政府抗議活動的記者，然而至今沒有一名警察受到處置。香港記者擔心他們的批評性報道會遭到北京的報復，限制他們進入內地工作，而外國記者則擔心自己在香港的工作簽證被拒。數位安全和網路自由的未來岌岌可危。
壹傳媒（旗下有《蘋果日報》）主席黎智英在談到中國對香港與日俱增的影響時說道：「記者正在失去最基本的權利。我們曾是林中之鳥，現在卻被關進了籠子裡。」
同時，台灣正在努力尋找回應中國對媒體進行商業施壓的對策，瞭解並抵制中國為影響2020年1月11日台灣大選而試圖操縱輿論、傳播大量不實訊息的行為。其中一些舉措可能破壞台灣人民享受了幾十年的新聞自由。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前秘書長陳益能說：「行政部門試圖將傳播不實訊息定罪令我們不安。」
北京採取的一系列舉措包括：公開或暗中收購媒體、利用中國巨大的商機對媒體所有者施加影響、操縱社交媒體、進行大肆宣傳、實行經濟報復、以及恐嚇記者。同時，中國有選擇性地屏蔽境外新聞，佔據了信息和思想控制戰的上風。
香港民間社會正強烈反抗著中國不斷深化的控制，台灣或能為民主社會如何應對獨裁控制提供經驗教訓。
《香港自由新聞》創始人和總編輯湯姆·格倫迪（Tom Grundy）等新聞工作者將中國在香港的干預活動視為初步試探。格倫迪說：「我們擔心的是，香港位於中國向世界輸出審查制度的前線，充當了中國的試驗基地。」
香港新聞自由的未來堪憂
在香港街頭衝突日益加劇的背景之下，撰寫一份關於香港新聞自由的分析報告充滿挑戰。抗議者要求進行民主選舉、行政長官下台並獨立調查警方行為的呼聲不斷。同時，新聞工作者則被捲入混亂局面中，在進行採訪工作時遭到警察毆打、使用強光照射、催淚彈、胡椒噴劑和橡膠子彈。
警方多次在動亂中襲擊進行報導的記者卻沒有受到任何懲處，為此，許多人憂心當地曾經自由開放的媒體，正在中國對香港與日俱增的影響下而逐漸緊縮。
香港的媒體直接體現該地區兩極分化的政治環境：親北京的主流媒體以及零散的獨立媒體針鋒相對，而其它媒體試圖在兩者之間夾縫求生。除了在報導動亂時擔驚受怕之外，當地記者還懼怕對香港或中國進行負面報導，會斷送他們前往內地採訪的機會，危及他們賴以維生的工作。外國記者則擔心因履行本職工作而被驅逐出境。中國對這塊前英國殖民地的深入干預引起人們對數位安全和網路自由前景的恐慌。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時，中國承諾當地的法律和社會制度將保持50年不變。《中英聯合聲明》列出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其中明確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障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旅行、遷徙、通信、罷工、選擇職業和學術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項權利和自由。」
在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22年後，這些自由受到嚴重的威脅。
所有權和編輯方針
香港的媒體環境（至少在傳統印刷和廣播方面）在今年的示威活動爆發之前，就已經受到與日俱增的壓制。媒體機構的創辦人和所有者有權奠定新聞報導的基調，而媒體所有者的變更，自然會導致報導和觀點的轉變。當媒體所有者面臨外部或隱晦的政治壓力，或所有權集中化有效遏止獨立觀點的發表時，形勢就變得令人擔憂。這便是香港所面臨的危險，在香港回歸後，與中國有密切商業和政治聯繫的企業迅速收購多家香港媒體。
根據香港記者協會最近向保護記者委員會（CPJ）提供的一份統計數據，由中國大陸當局或由中共黨員領導的企業控制香港26家主流媒體中的9家，包括香港無線電視台TVB和香港主要英文報紙《南華早報》。此外，非大陸居民但受中國政治任命（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中國企業家控制另外一些媒體。總之，超過一半的香港媒體與大陸保持密切的政治聯繫。
這些變化早在1997年香港回歸之前就已開始。在這塊前英國殖民地，當時的反共報紙《明報》和親共新聞機構如《大公報》和《文匯報》等在香港爭奪讀者。回歸前兩個月，《華爾街日報》注意到當地編輯方針的轉變，尤其是《明報》，《華爾街日報》描述它正從以往尖銳的新聞報導「撤退」。
1993年，馬來西亞首富郭鶴年從魯柏·梅鐸手中購買控股權，接管《南華早報》。多年來，《南早》的許多記者對管理層強迫他們弱化對中國的批評性報導表示擔憂或公開抱怨，紛紛選擇辭職，其中包括2000年離職的中國版編輯林和立。林和立說，該報的所有者不能容忍他的團隊報導北京幕後的政治糾葛。時任《南早》編輯的羅伯特·基特雷（Robert Keatley）否認該報因林和立的尖銳報導而退縮。2002年，該報以不服從指令為由解雇駐北京記者賈斯伯·貝克（Jasper Becker），而貝克則說自己是由於反抗該報軟化對中國的報導而遭到辭退。
2015年5月，《南早》解雇四名經常批評中國和香港的資深專欄作家。幾個月後，在2015年12月，郭鶴年將《南早》賣給中國電商巨頭阿里巴巴，而阿里巴巴的聯合創始人和前執行主席馬雲是中共黨員。馬雲後來對《南早》說：「《南早》將享用阿里巴巴的資源和數據，並利用我們生態系統中的所有關係。相較於沒有這些資源的媒體，《南早》將能更加準確地報導亞洲和中國事務。」
該報的執行總編輯周松欣表示，鑒於《南早》根植於當地的優勢，相較其競爭對手更適合向世界解釋中國。《南早》在香港主要開闢英文讀者市場，然而前景並不樂觀，於是該報將目光鎖定對中國感興趣的海外讀者。周松欣說，該報在大陸保留四個分社，雇用50名員工。他在《南早》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總部告訴CPJ：「我們可以形成一種獨立的聲音。」 越來越多的跨國記者在《南早》新總部工作，包括曾在彭博社和《洛杉磯時報》就職的記者。該報的親共專欄作家和美化中國立場的報導時常激怒評論北京的專家學者，而該報發表有關中國和香港的新聞報導和批評文章，如《攻其不備：北京為何無法理解香港》則在大陸被封鎖。周松欣說中國封鎖《南早》網站，同時指出《南早》的目標讀者群在中國境外。
2017年，資深財經評論員任美貞在《南早》所寫的專欄文章遭該報撤回，文章中揭露一名新加坡投資人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一名親信的關聯。該報稱其專欄文章 「有數處未能證實的影射內容」，卻未能指出文章中的任何錯誤或進行任何更正。任美貞告訴CPJ，她在《南早》的11年裡原本享有完全的寫作自由。她說：「在他們撤回我的專欄文章後，情況就不同了，我無法接受。」於是她決定辭職。這起事件引起外界質疑《南早》的報導範圍是否受限，包括限制針對中國高層領導人的批評性報導（某些駐北京外國記者明顯曾因此遭到報復）。《南早》確實也會報導敏感話題，例如台灣獨立和大規模拘留新疆維吾爾族人事件，但它在報導中大量採用來自中國政府的觀點。
壹傳媒及其旗下的中文報紙《蘋果日報》的獨立性則無可置疑。壹傳媒的主席是心直口快的企業家黎智英，他12歲時被偷渡出大陸，成為香港居民。1970年代，黎開始生產服裝，後來以連鎖服裝零售品牌佐丹奴起家致富。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後，他成立壹傳媒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的英文名從Next Media改名為Next Digital），並發行《壹週刊》雜誌。1994年，黎智英在《壹週刊》發表一封尖銳的公開信，大罵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並祝他 「仆街」 死。中國政府隨即開始封殺佐丹奴在內地的業務，黎智英被迫出售手頭的公司股份。他告訴CPJ：「我被扔出中國。我賣掉佐丹奴的股份，不然他們會讓我們的公司關門大吉。」 之後他在1995年創辦《蘋果日報》。
黎智英將小報式新聞引進香港和台灣，並公開支持香港民主抗議者。他曾在2014年因參加抗議活動而被捕。多年來，黎智英時常抱怨廣告贊助商因迫於政治壓力而紛紛撤退，對壹傳媒進行經濟打壓的做法。他告訴CPJ：「那些地產大亨在90年代就停止與我們的廣告合作。」 並補充說最近的打壓力度愈發嚴厲。「自2014年以來，銀行退出，包括幾家大銀行。和中國有業務往來的地產公司、航空公司、銀行都紛紛退出。」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香港最有名的兩家銀行，匯豐銀行和渣打銀行，都說自己當年從壹傳媒撤回廣告是基於商業決策。黎智英說這些公司一直用商業決策當擋箭牌，其實他們的行為模式很容易看破。目前尚不清楚這些公司疏遠壹傳媒是面臨著直接的政治壓力，還是出於自身商業利益的考慮，想要主動贏取北京的青睞。
今年3月，香港前行政長官梁振英（這位香港政要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立場明顯親中）在網路社交媒體上點名並羞辱《蘋果日報》上刊登廣告的商家。連續數週，梁振英不停的公佈該報廣告圖片，並鼓勵消費者抵制這些廣告商的產品。梁振英沒有回應CPJ通過臉書發送的提問。
今年8月，受中國政府控制的媒體對黎智英發動一系列新的攻擊。新華社發表題為《中國土地上豈容黎智英公然叫囂顛覆國家》的時評，譴責黎智英 「炮製歪理邪說」、「向美西方外部勢力搖尾乞憐」 干涉香港內政。黎智英7月曾在華盛頓會見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蘋果日報》面臨的廣告緊縮，與中國對踩到模糊政治紅線的商家愈發嚴厲的經濟打壓一致；國泰航空行政總裁因其員工參與反引渡法案抗議活動而辭職，也體現這種打壓。黎智英說，雖然《蘋果日報》印刷版銷量下降，在其官網註冊的讀者於今年5月增加到三百萬人。新建的部分付費功能提供一些收入來源，或能補償廣告損失。
在香港政治分化的當下，媒體受到來自正反兩面的雙重夾擊。根據新聞報導，香港最大的電視台TVB今年損失包括必勝客和日本運動飲料寶礦力在內的幾家廣告客戶；此前，抗議者集結指控該電視台報導有失偏頗，表現出支持鎮壓遊行者的親中傾向。抗議者還對上街履行工作職責的TVB記者進行詰問和騷擾。
TVB在一封郵件中表示，稱其報導有失公正的指控 「毫無根據」，並說電視台受到來自雙方的責難。TVB的一位發言人說：「在過去幾個月裡，指控TVB新聞報導偏袒警方的激進抗議者利用網路惡意散布謠言和煽動性言論，對我們的記者人肉搜索，甚至發出死亡威脅。這些毫無根據的指控，最終導致TVB的新聞記者遭到暴力攻擊，存有新聞素材的記憶卡被搶，我們的車輛和相機也被損壞。激進抗議者還騷擾我們的廣告客戶，脅迫他們停止在TVB上投放電視廣告，造成我們經濟損失。」
對TVB的質疑聲部分來自該電視台的所有權問題。TVB副主席黎瑞剛是中共上海市委前高官。根據新聞報導，黎瑞剛執掌的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CMC）持有TVB 26% 的股份，是TVB的最大股東。他在回應媒體提問時否認自己干涉新聞報導。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蘇鑰機在對比分析香港新聞機構時，將TVB歸到親北京陣營深處，排行僅次於公開親共的媒體。其它受眾較少的電視台還有政府資助的香港電台RTHK，私有的Now/Viu TV，以及北京操控的CCTV。
在傳統媒體之外還有活躍的網路媒體初創公司，他們靠微薄的預算支撐，隨著香港反政府抗議浪潮聲勢擴大，吸引越來越多的公眾支持。在英文讀者中備受歡迎的是《香港自由新聞》(HKFP)，該非營利機構一直在催淚瓦斯現場報導遊行活動，並發表多元觀點的文章。《香港自由新聞》創始人湯姆·格倫迪（Tom Grundy）表示，該網站的讀者人數去年增加近三倍，2019年還創下募資紀錄，月費訂戶人數幾乎翻了一倍。他還說《香港自由新聞》面臨著來自中國的廣告抵制：「與其它媒體一樣，我們同樣承受著商業方面的壓力。」
傳真社是另一家眾籌創辦的非營利機構，該中英雙語媒體專做調查報導。
這一波關注新聞的熱潮還有助於獨立中文媒體的維生。在資深記者為遵從自己的理想進行新聞報導，而選擇離開主流媒體時，這些媒體能接納他們，為其提供庇護。例如，現任《眾新聞》總編輯的是台灣《蘋果日報》動新聞前總監李月華，同時還有《明報》前總編劉進圖，以及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李月華曾在《蘋果日報》工作13年，說自己在同事劉進圖2014年遇襲被亂刀砍傷後深受震驚，開始探索媒體人的新出路。在三位匿名捐款者的支持下，《眾新聞》網站在2017年1月1日正式啓動，目前還在努力摸索可持續的收入渠道。李月華告訴CPJ：「我們或許是優秀的記者，但一定是糟糕的行銷人員。」 楊健興還是英文在線觀點新聞平台香港之聲的創始人和供稿者。
根據全球之聲報導，《眾新聞》最近與《香港獨立媒體網》、《Matters》和《立場新聞》三家新聞網站聯手，發起一項由LikeCoin基金會管理的籌款計劃：訂閱者繳納五美元月費，可在這些網站中挑選喜歡的撰稿人進行贊助。《端傳媒》推出長篇調查性報導，已經建立付費訂閱模式。
當然，要認識數位媒體的全貌，還要瞭解傾中的媒體平台。《香港01》在文末表達反對台獨或港獨立場的做法受到香港記者協會的譴責。香港記者協會還曾抱怨《香港01》撤回政治敏感的報導。根據《香港自由新聞》的報導，《香港01》回擊指責香港記者協會「以道德判官姿態越俎代疱作出不必要的指摘」。
總之，香港現有的法律體系到至今仍捍衛著當地的言論和新聞自由。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後，大多數主要媒體都日益受到來自大陸的商業和政治影響。廣告商顯然受到操縱，紛紛抽離親民主的新聞機構，對一些媒體（尤其是《蘋果日報》）造成打擊，構成對新聞自由的攻擊。然而，民主的聲音繼續活躍在低成本、受眾面小的數位媒體世界中。
針對記者的暴力
針對記者的暴力是一股危險的暗流，有可能在新聞界引發寒蟬效應，迫使記者加強自我審查。
2014年2月，記者劉進圖受到幾乎致命的襲擊：兩名凶犯用一把切肉刀在劉進圖背部砍了六刀。雖然兩名凶犯已被判19年徒刑入獄，但是警方的調查還遠沒有結束。劉進圖為什麼會遭到襲擊？李月華說：「我們認為這次襲擊與他擔任總編的工作有關，但我們沒有證據。」 這種未知意味著威脅可能依然存在，即使不再針對劉進圖，也會對其他無意踩中同樣地雷的記者造成傷害。這種威脅或能使記者對某些尖銳報導卻步。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總監瑞凱德（Keith Richburg）指出，這塊前殖民地對猖獗的三合會犯罪活動缺乏調查報導。三合會可以追溯到中國末代王朝清朝時期的秘密社團。近期，中國曾利用該團體達到自己的目的。民主活動家認為2014年襲擊民主示威遊行者的一群男子與三合會有關。據新聞報導， 2019年7月，在元朗車站針對準備回家的示威遊行者的襲擊事件中，至少有兩名被捕男士有三合會的背景。
2014年1月，在劉進圖遇襲之前，他突然被解除《明報》總編的職務，該職務被一位居住在新加坡的馬來西亞人取代。《明報》的現任和前任職員連署，對該報的編輯獨立性和民主立場表示擔憂。兩個月後，劉進圖在港島西灣河一家飯店附近下車時，被兩名男子（其中一人手持切肉刀）砍傷，被送往醫院重症監護室。警方拼湊數百個監控影片，辨認出兩名嫌犯及其行凶路線，並在一年後將他們逮補並判刑。兩人聲稱自己拿了10萬港元（12821美元）受雇行凶，但從未公開交代雇主及其動機。兩名《明報》前職員（為避免對本案再審造成偏見，他們拒絕透露姓名）說，儘管《明報》的職員分析劉進圖帶領做過的調查報導，試圖尋找具備行凶條件和動機的人，他們以及警方都未能確認嫌疑人。香港警方的一名發言人以調查仍在進行為由拒絕置評。
因劉進圖本身的知名度以及凶徒手段的殘忍，這件遇襲案在五年後仍是香港媒體界討論和關注的話題。它雖最為惡劣，針對記者和媒體的行凶未破案卻屢見不鮮。1996年，兩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襲擊資深媒體人梁天偉，梁天偉的一條前臂被砍斷，後來在醫院被接回。凶案發生在梁的小報《凸週刊》（Surprise Weekly）發行前兩天。1998年，兩名持刀歹徒在香港九龍一家電台外光天化日之下襲擊廣播員鄭經翰，鄭經翰當時正準備開播節目，結果被送往醫院接受四個多小時的手術。2004年，鄭經翰從政論節目《風波裡的茶杯》辭職，理由是收到死亡威脅和香港 「令人窒息」 的政治氣氛。
襲擊記者事件在2013年激增。雖然具體原因不明，香港記者遭受攻擊加劇與習近平上台後加強鎮壓國內媒體的趨勢一致。當年，兩名手持警棍的男子在柴灣街頭襲擊《陽光時務週刊》出版人陳平。同年6月，一名歹徒駕駛一輛偷來的汽車撞進黎智英住宅的大門，在現場留下一把斧頭和一把砍刀。幾天後，《爽報》的一名記者遇襲受傷。此後不久，三名持刀蒙面男子對幾名發報人進行威嚇，並燒毀26,000份壹傳媒旗下的《蘋果日報》。香港記者協會在2013年記錄18起針對記者（包括在中國內地工作的香港記者）的襲擊或騷擾案件，並譴責政府的不作為。
攻擊媒體的行為愈演愈烈。根據香港記者協會的數據，在2014年雨傘運動抗議活動中，超過30名記者遇襲並受傷，但沒有任何嫌犯被捕。在今年聲勢浩大的香港示威遊行中（遊行者提出撤回引渡法修法和獨立調查警察行為等要求），CPJ記錄多起襲擊記者事件，多數施暴的人是警察，還有一些幫派成員以及某些示威者。示威者曾在香港機場毆打《環球時報》（總部在北京的中共喉舌）的一名記者。
警察公共關係科的一位匿名警官在回應CPJ詢問警方使用胡椒噴霧襲擊記者（記者們和影片記錄都表明這些攻擊毫無來由）事件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有很多穿得像攝影師或記者的人攻擊警察，甚至試圖阻止警察逮捕罪犯。我們還沒收一些假記者證。我們採取正當且必要的措施阻止干擾合法逮捕罪犯的行為，並在暴徒和警察之間拉開一段安全的距離。」 這位警官還進一步提醒記者要遠離危險。該回答沒有解釋為什麼沒有任何襲警行為的記者也受到攻擊。香港記者協會在回應CPJ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表示，記協沒有任何資訊可以獨立證實警方的說法，警方也未回應記協請求提供相關細節或證據。今年10月，香港記者協會就香港警方未能履行保障新聞自由的職責，針對警務處處長向法庭提交司法覆核申請。
10月9日，CPJ致函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要求政府成立一個獨立機構，調查警方襲擊記者案件。林的私人秘書Ronald Cheng 代林答覆說，調查警方工作可以由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IPCC）來負責。然而，11月8日，由香港政府任命的一個獨立專家小組在推特上發表回應時總結說，IPCC缺乏 「與遊行規模相匹配的權力、資源和獨立調查能力，未能滿足在重視自由和人權的香港社會執行監警任務的國際標準」。關於香港政府是否重新考慮成立一個獨立調查機構，林鄭月娥沒有回應CPJ的跟進問詢。
親民主的壹傳媒和《蘋果日報》持續遭受各種蓄意攻擊。2015年1月的一天早晨，黎智英的住所和公司總部遭到汽油彈襲擊。2019年9月，黎智英的住宅再次遭到汽油彈襲擊。今年9月，香港記者協會對最近在中文網頁上發佈《蘋果日報》職員的個人詳情（包括照片、出生日期、住宅地址和聯繫方式）的違法行為發出譴責。據全球之聲的報導，中國的官方電視群鼓勵中國民眾將香港的抗議者和記者的個人詳情發佈到 「毒蘋果日報」 網頁上，矛頭顯然指向《蘋果日報》。報導還稱，在隱私問題引發擔憂後，該人肉搜索頁面已被轉移到一個俄羅斯域名下，細節內容隨即在中國社交媒體上流傳開來。CPJ的調查十分清楚地表明，遇襲的媒體人往往是像黎智英這樣敢於批評香港或中國的記者或出版人。警方偶爾會逮補凶犯和定罪（如劉進圖遇襲事件），但是極少將真正的幕後元兇捉拿歸案。
整體看來，警方捉拿凶犯的力度薄弱，不論凶犯是黑幫、有組織的親共犯罪團伙還是警察自己。香港記者協會在其年度報告中反覆抱怨警方執法不力， CPJ在多年來的報告中也對此有所提及。這種失職行為在街頭示威遊行中發生的蓄意攻擊和針對記者的暴力事件中都有反映，儘管警方在7月元朗車站襲擊事件後逮捕了幾名揮舞棍棒攻擊示威者和記者的幫派成員。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在8月發表的一篇社論中提出，香港警方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公安機構的一個分支。香港記者協會在其2019年年度報告中談及近期警方襲擊記者事件時說：「這種事情發生的頻率和嚴重程度，令人懷疑警察是否故意針對記者進行襲擊，如果是，原因何在？儘管香港警務處 [前] 處長盧偉聰多次保證警方與媒體合作的誠意，記者們仍心存戒心。大家擔心，如果記者不能自由、安全地進入新聞事件發生的現場進行報導，公眾的知情權將受到損害。」 就其是否蓄意攻擊記者的問題，香港警方多次拒絕回答CPJ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的提問。
根據新聞報導，新任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在11月19日上任後發出警告，稱「假新聞」正在損害警方的聲譽，並認為獨立調查警察行為沒有必要。
中國加強干預
「一國兩制」 的初衷是確保香港保留回歸前的制度50年基本不變。但是，隨著習近平加緊奪權、集中控制、在各個領域滲透中共勢力並大力宣傳意識形態，「一國」 與 「兩制」 愈發水火不容。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總監、亞洲地區資深記者瑞凱德在《華盛頓郵報》上指出，「一國兩制」 是行不通的，如今的衝突在所難免。關於 「一國兩制」 是否繼續有效的問題，中國外交部沒有回應我們的提問。
中國對香港事務加強干預，為記者帶來不幸。楊健興說：「總體情況並不樂觀。人們感受到不同程度的焦慮。我不能說氣氛十分緊張，但是你能察覺到媒體環境給人帶來不適。對人身安全倒是沒有太多直接的威脅或擔憂，我認為還沒有達到那種程度—-但是這些事情常常讓你感覺不適。」
李月華在討論劉進圖襲擊事件的後果時說，媒體環境在習上台後迅速惡化。「早在2014年，新聞行業就已經遭受重創。不僅是自我審查的問題，還有中國大陸通過投放或撤回廣告進行干預。當時，大多數主流媒體在批評中國或報導敏感話題時都選擇知難而退，或乾脆直接採取親共立場。」 李月華說《眾新聞》網站屢遭阻斷服務攻擊。
根據新聞報導，2015年，與香港銅鑼灣書店有關的五名男子失蹤後出現在大陸，其中有幾人在香港被綁架，有一人在泰國被綁架。銅鑼灣書店出版在大陸被禁的政治八卦讀物和政治陰謀書籍。五名男子後來都在中國官方電視上現身，表示自己自願前往大陸。一年後，銅鑼灣書店店主兼經理林榮基獲准返港，據他說，條件是他必須把存有書店客戶資料的硬碟帶回大陸。但是，他決定留在香港，並譴責中共強迫供認的行為。林在一次記者發佈會上警告香港人：「如果我不說出來，這種事情也會發生在你身上。」
雖然遭綁架的不是記者，但正如香港記者協會在2016年年度報告中所言，「此事無疑對香港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造成惡劣影響。」 書商因出版在香港合法但在大陸被禁的書刊而遭到報復，類似的事件可以輕易跨越香港-深圳邊界，對新聞工作者來一個措手不及的打擊。
瑞凱德總監回憶，在2018年的一天深夜，一個蒙面人闖進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它為香港新聞界培養新興人才），用一把被盜的電子鑰匙打開並進入媒體實驗室，最後來到計算機服務器機房—-在他有謀劃地穿行在大樓的全過程中，只有這一關鍵時段沒有被監控攝影機記錄下來。瑞凱德說，警方無法說出闖入者是誰、有什麼動機或留下什麼可疑的痕跡。他懷疑該中心已經受到監控。
今年1月，在馬來西亞政府換屆之後，《華爾街日報》得以查看馬來西亞前政府官員和中國官員之間的會議記錄。中國官員表示其願意利用自己的影響說服其它國家放棄一起牽涉到馬來西亞的腐敗調查案。《華爾街日報》表示，根據這份會議記錄，中方提議在《華爾街日報》香港分社的記者住所和辦公室安裝竊聽器。馬來西亞總結的會議記錄摘要提到：「在第二天 [2016年6月29日] 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時任中國公安部國內安全保衛局局長的孫立軍確認，中國政府已經答應馬來西亞的請求，正在監控《華爾街日報》香港分社，包括『全面監聽住所/辦公室/電子設備，竊取計算機/手機/網絡數據，以及全面監控操作。』」摘要還提到：「孫先生說，他們將獲取《華爾街日報》香港分社與馬來西亞相關人士之間的所有聯繫，一旦萬事俱備，便將通過 『內部渠道』 把所有數據移交給馬來西亞，任憑其處置。」
《華爾街日報》稱其分社裝有安全設備，但無法確認該監控計劃是否付諸實施。
今年訪問香港時，CPJ發現當地的外國記者創造出一個新動詞：被馬凱，意思是因為行使言論自由權而被驅逐出香港。這種說法暗示一種恐慌：記者們擔心如果自己若冒犯中國便會面臨像馬凱（Victor Mallet）一樣的後果。馬凱是《金融時報》駐香港的亞洲新聞編輯，曾在亞洲各地區積累多年的媒體經驗。當時，香港外國記者俱樂部的主席正在出差，作為第一副主席的馬凱有義務代為主持主張獨立的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的講座。俱樂部的成員說，馬凱並沒有參與安排這次講座，然而他拒絕中聯辦下達的取消活動的要求。幾個月後，他的工作簽證續期申請遭拒，他之後嘗試以旅遊簽證入境也被拒，儘管英國公民通常可以落地獲得旅行簽證進入香港。（馬凱目前是《金融時報》巴黎分社社長）。《金融時報》在一份聲明中說：「《金融時報》尚未收到來自香港當局的有關拒簽的解釋，我們將繼續追查真相。」
儘管馬凱簽證被拒沒有得到任何官方解釋，它普遍被認為是中國對馬凱主持陳浩天講座的懲罰。事後，駐港外國記者說他們對自己和俱樂部任憑中國處置的現實心知肚明，俱樂部在做決定時如履薄冰，還有記者說在報導香港和中國問題時需三思而行。《香港自由新聞》的格倫迪說：「這在外國記者中產生寒蟬效應，導致自我審查的狀況。」
香港政府對此事的表態含糊其辭。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堅持香港將捍衛言論自由，但絕不能容忍獨立的主張。根據《南華早報》的報導，林鄭月娥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說：「我只想說，這件事情與言論自由無關，但關乎我們是否尊重『一國兩制』，關乎我們是否能在『一國兩制』的保護下繼續行使我們的權力和自由這個本質問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促進發展，我們的公民才能生活在一個穩定繁榮的城市中。」
在2018年10月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被問及記者該如何應對當前的局勢時，林鄭月娥沒有提供任何建議。她說：「我無法告訴你們記者具體該說什麼、做什麼或採訪什麼，但是我可以保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對香港記者而言，馬凱被驅逐一事或許有一正面影響。《南華早報》前評論員、香港記者協會副主席任美貞說：「當沒有人入獄，沒有人遇害時，我們很難說服國際社會這裡的新聞自由其實已經危機四伏。而馬凱的遭遇則輕易推翻看似自由的假象。」
香港的價值觀在2019年2月政府宣佈提出修改《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條例草案》（俗稱逃犯條例）時再度受到威脅。政府說，該法案旨在創造合法途徑將一名謀殺嫌犯引渡到台灣，但嫌犯若涉嫌觸犯中國法律，將有可能被送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其它司法管轄區受審。由於政府在立法會（它取消一些親民主議員的任職資格）上獲取多數支持，該修改法的頒布幾乎指日可待。然而，因恐懼香港居民將面臨被移交至中國高度政治化的司法體系，數百萬香港人走上街頭抗議該法案。
5月13日，在最大的反引渡法案示威活動爆發之前，CPJ公開要求撤回或修改該法案，理由是它未能提供充足的保護措施來預防記者受到迫害。雖然該修正法明確排除基於政治或言論罪的引渡，且任何引渡案都須由香港行政長官同意，並由香港享有崇高聲望的司法機構批准。但是，香港法院將沒有機會審查案件的證據。此外，香港行政長官由中國挑選產生，任何獨立審理的要求都將受阻。香港大學法學院教授陳文敏告訴CPJ：「如果大陸下達指令，我們難以想像香港行政長官能抵制到最後。」
香港商界對修訂條例的基本方針持溫和態度。支持貿易和親共的自由黨主席、香港立法會議員鐘國斌告訴CPJ，他不認為記者會有危險。
新聞界十分擔心中國會以無關或捏造的理由指控異見記者，將他們押到大陸的法院受審，這種做法的本質是利用法律途徑抓捕記者，而無需像對付香港書商那樣訴諸綁架。香港立法會法律界功能界別議員郭榮鏗說：「中方將不惜手段起訴讓其不滿的記者，說他打人或隨便什麼。」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啓思認為，記者將首先成為該法案的犧牲者，其次是是學者和政客。根據CPJ的調查，中國一直是全球監禁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該修訂條例製造的威脅足以在香港新聞界，引發新一輪高強度自我審查。黎智英說：「《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一旦通過，我們這些記者就失去保障。」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起初宣佈 「暫緩」 修訂《逃犯條例》，但在街頭示威活動持續數月之後，她在9月初同意正式撤回該法案。遊行者繼續抗議，要求她下台並對警察行為進行獨立調查的呼聲不斷。但是，據報導，除了對引渡法案作出讓步外，中國的態度愈發強硬，將持續進行的衝突歸因於缺乏嚴苛的安全法。根據新聞報導，11月初召開的一次中共高層會總結說，要對香港的政治委任、國家安全立法和實施 「愛國主義」 教育加強控制。據報導，林鄭月娥獲得中國領導層的大力支持，而抗議者的訴求也愈發成為一種奢望。
同時，中國在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等被大陸屏蔽的社交媒體上發動一場打擊抗議者的資訊戰。作為回應，Twitter註銷936個帳號，稱這些來自中國大陸的帳號「有目的性地在香港製造政治混亂」。Facebook刪除與香港有關的七個頁面、三個討論組和五個帳號，稱它們「有預謀的造假」。中方抗議這些刪除行為，堅持自己有權發表意見。幾天後，8月22日，Google表示已經關閉210個在中國註冊的YouTube頻道，以打擊 「有預謀的輿論操控行動」。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在分析這些帳號後得出：「這種針對示威活動發起的信息操控行動看似規模較小、組建迅速，不像是事先經過深思熟慮而推出的信息傳播計劃。」 目前尚不清楚中國的信息操控是否超越目前的研究範圍。
根據新聞報導，香港或許已在今年11月經歷初步的網路審查，原因是聊天軟件Telegram上一個名為 「老豆搵仔」 的頻道被關閉。在10月25日，法院下令禁止散佈香港警員的私人信息，而 「老豆搵仔」 頻道被廣泛用來起底警察及其家人。根據報導，法院還在10月31日下令禁止傳播煽動暴力的在線信息。Telegram發言人雷米．范恩（Remi Vaughn） 告訴CPJ，「老豆搵仔」 頻道因違反其使用條款，發布煽動暴力的言論而被暫時停權。
但是，法院重申香港新聞自由的重要性，並在警方的反對聲中豁免記者受該禁令的限制，允許其在正常的新聞報導過程中透露警方信息。香港記者協會在11月8日的聽證會上提出該豁免請求。《南華早報》援引法官高浩文的話說：「合法進行報導和新聞自由對香港至關重要。」
即使沒有向中國引渡嫌犯的條例，反顛覆法或廣泛存在的網路審查都嚴重損害自由媒體真正需要的安全環境。在香港報導亞洲事務的某知名新聞機構主任（考慮到問題的敏感性，他未透露姓名）說他們機構正在考慮遷往亞洲其它地區。其他外國記者也與CPJ討論搬離香港的可能性。香港因其核心位置、新聞自由、法治和便捷的交通，曾吸引全球媒體機構前來成立分社。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指出，氣氛的逐漸轉變對香港本地的記者造成影響。「這裡記者面臨的壓力，並不像亞洲其他國家的記者那樣，時常遭受暴力攻擊或人身威脅，而是擔心自己不被允許進入大陸。曾有某些記者，因撰寫敏感的報導而未能獲准前往大陸報導新聞。他們或者被禁止入境，或者上了黑名單。這些記者安靜地等待，希望禁令能在未來被解除，他們擔心如果公開抱怨，自己將在永遠或長期失去前往大陸採訪的資格。在這種情況下的記者不會來找我們 （香港記者協會尋求幫助）。他們甚至也不希望我們參與其中。」
中國在使用監控手段方面從來不手軟。根據新聞報導，記者和普通市民在穿過中國邊境時曾被搜查手機，裡面的內容有時會被刪除。目前尚不清楚中國是否還在這些手機裡安裝監控應用程式，有報導稱這種事情曾在國內其他地區發生。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和國務院沒有回應我們透過在它們的網站留言板留下的提問。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沒有回應我們的電子郵件提問。
在香港警方今年8月召開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記者們發現一名起初拒絕表明身份的女性對準他們拍照，擔心自己已經受到監視。一條推文說：「眼睜睜看著香港新聞自由慢慢死去。我敢肯定很多人懷疑她會把照片傳給中共，讓某些人 『神秘失蹤』。」 與大陸關係密切的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確認這位拍照的女士為大陸的一名記者，並譴責針對大陸記者的所謂偏見和歧視。
結論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後，儘管中國承諾保持香港社會開放，香港的新聞自由還是受到與日俱增的壓制，目前的媒體環境更是急轉直下。《金融時報》的亞洲新聞編輯、長期駐中國記者吉密歐·安德里尼（Jamil Anderlini）在今年10月表示，由於中國極權主義的崛起及其控制香港的野心受挫，中國對香港媒體的鎮壓力度勢必增強。他預言 「新聞媒體將集體緘默」，公務員和法官將被撤職，香港教育體系將引入愛國主義教育內容。網路也極有可能受到審查。他認為這些情況會是香港街頭動亂最和平的結局，但是實際狀況可能會更糟。
從香港主要媒體機構的所有權逐漸受中國大陸的控制或影響開始，香港的媒體環境便每況愈下。而獨立新聞也因此缺乏資金，既便數位媒體相對活躍。
針對個人的暴力反映出記者面臨的潛在危險，尤其是當他們挑戰中國官方意願，或報導有組織犯罪活動時。而警察一再襲擊報導抗議活動的記者，也使警方支持新聞自由的立場受到質疑。
但最令人擔憂的或許是從大陸擴散至香港的全面審查，這種風氣已經導致大陸的自由媒體全面關閉。雖然中方在香港使用的控制手段沒有在大陸（長期監禁異見人士）那麼極端，但迫使商家撤銷廣告、任意取消記者簽證、對敏感話題和言論自由閃爍其詞，以及對記者進行人肉搜索和暗中監視都對香港的新聞自由造成極大的傷害。隨著中國加緊打壓香港媒體，未來走向如何，尚無人知曉。
與中國的假資訊戰中，台灣的民主價值岌岌可危
台灣是亞洲媒體環境最自由的地區之一，這是它在短短30多年裡從軍事統治發展到民主社會的結果。但如今，中國正在變本加厲地對外施加影響，使台灣陷入困境。面對一個資源充足、科技實力雄厚，但價值觀與台灣民主理念相悖的對手，台灣該如何保障社會開放和新聞自由？
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CPJ）的報告，台灣目前尚未制定明確的對策。如本報告所述，中國對台灣的歷史走向和社交媒體正在施加與日俱增的影響。隨著2020年1月11日台灣大選臨近，這種干涉進一步引發了恐慌，民眾擔心中國會暗中干預選舉結果。面對潛在的威脅，台灣採取了一系列法律法規來懲罰報導失實或歪曲真相的媒體，並繼續探索以真理對抗謊言的其它途徑。
中國的施壓和台灣的對策的影響將不僅止於台灣範圍。從南亞、東南亞到非洲和拉丁美洲，各民主國家都在努力維持一個公正透明的社會，然而它們在經濟上依賴中國，有些國家還受到外國勢力的操控（如俄羅斯在2016年干預美國大選）。
台灣媒體與白色恐怖
1945年，日本在二戰中宣佈投降，結束了對台灣長達半個世紀的統治。在接下來的短暫時期內，新聞自由得到蓬勃發展，直到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逃離共產黨控制的大陸來到台灣避難。從1949到1987年，台灣經歷了長達38年的連續戒嚴，這是有記載的最長戒嚴時期之一。根據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系主任陳百齡的研究，在這段被稱為「白色恐怖」的時期裡，至少有73名記者入獄，26名記者被處決，三名記者被時時監控，還有六名記者在獄中自殺或因其它原因自殺。
簡而言之，目前享有新聞自由的台灣曾有一段媒體受到極端壓制的歷史。台灣的「數位政委」唐鳳表示：「僅在30或35年前，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現在] 的情況差不多。當時唯一的媒體是官方媒體，說穿了，到處都是宣傳。」
任職於民進黨蔡英文政府（它是國民黨的主要競爭對手）的唐鳳說：「對戒嚴有記憶的人都不願回到過去，那些日子實在太黑暗了。」
台灣的新聞自由
現在的台灣跟以前確實有天壤之別，以活躍的自由媒體行業引以為傲。台灣有好幾家24小時新聞廣播電台，10多家日報（平面媒體），以及無數競爭激烈的媒體機構。近2400萬台灣人民充分享受言論和新聞自由。
大多數主流報紙和廣播電台都有自己的政治傾向或意識形態，並且幾乎每個政治派別都有自己的媒體和網路平台。但是，生氣勃勃、百花齊放的台灣媒體正被烏雲籠罩；中國政府利用台灣的開放和自由，對公眾輿論暗中施加影響，令人擔心。正如唐鳳所說：「開放社會尤其容易受到不實訊息的威脅。」
但要如何預防敵對國家（特別是對台灣經濟繁榮至關重要的鄰國）的操縱並維持台灣社會開放 ? 這個問題至今還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
與香港不同，除非有政府批准，台灣禁止中國大陸的實體或個人直接接管媒體。但這未能阻止中國影響台灣媒體，也未能阻止某些與中國有密切商業聯繫、容易受到中國施壓的個人收購台灣媒體。廣告也在其中發揮了一定作用：台灣禁止刊登來自中國政府的廣告，但不禁止大陸商業廣告。粗略瀏覽台灣的報紙就能發現，在批評中國的報紙上看不到來自中國的廣告，而親北京的媒體有錢賺。
2008年，旺旺集團董事長蔡衍明及其家族收購了中國時報集團，它是台灣最大的媒體機構之一。從此，中國對台灣的影響不斷深化—-至少是向中國示好的新聞報導不斷增多。蔡衍明是在台灣土生土長的億萬富翁，通過在中國生產銷售零食飲品起家。他公開倡議增進兩岸關係，做好中國統一台灣的準備。旺旺集團旗下擁有多家媒體，包括《中國時報》和其它兩家報社、三家雜誌社、三家電視台（包括中天電視台和中國電視公司），以及八家網路媒體/應用程序。旺旺集團的某些商業行為引發了爭議，外界質疑它在中國的影下是否還保持獨立。
2018年12月，韓國瑜在台灣南部主要城市高雄的市長選舉中迅速崛起，加深了公眾對大陸干預台灣媒體（包括社交媒體）的擔憂。韓國瑜曾是一名定位不明的國民黨政客，後來在一場聲勢浩大的網路聲量造勢活動中大獲全勝；網軍們為他搖旗吶喊並抹黑他的競爭對手，有時不惜歪曲事實。之後韓國瑜順利成為2020年1月總統大選的國民黨候選人，屆時將與民進黨的蔡英文進行正面交鋒。民進黨傾向於台灣獨立，受到中國的強烈譴責，而國民黨則主張與大陸友好往來。
國民黨一再拒絕CPJ提出採訪國民黨官員的請求。旺旺中時媒體集團也沒有回應CPJ用電子郵件發送的相關提問。
對傳統媒體的影響
2012年3月，在時任福建省省長蘇樹林正式訪台期間，台灣最大的日報之一《中國時報》每天至少發表一篇他在台灣活動的報導。根據獨立新聞網站《新頭殼》的一份報告指出，這些配有蘇樹林本人和福建省圖片的新聞報導，疑似為福建省政府以金錢方式購買《中國時報》新聞置入性行銷，以宣傳福建省。
《新頭殼》公佈了一份名為《2012福建省長訪台宣傳計劃》的文件，詳細列出蘇的行程時刻表、《中國時報》發表每篇報導的字數要求以及「廈門外加預算」。新頭殼的一名記者致電廈門市政府，確認一筆錢將匯到旺旺集團中國分公司。
這份報告使《中國時報》遭到嚴厲批評。處理海峽兩岸事務的專責行政機關大陸委員會對該報展開了調查。《中國時報》稱其因非法為中國當局進行置入性行銷而被罰款180萬元新台幣（57368美元）。蔡衍明說《中國時報》受到了不公正的懲罰。他在接受該報訪問時說：「這些廣告到底有沒有危害國安？」、「應該讓我們去賺這些錢。」
《日經亞洲評論》在2019年4月發表的一篇調查文章指出，旺旺集團自2004年以來從中國政府總共獲得5.867億美元的補貼，該週刊從公開財務記錄中得出了該數字。這篇文章還說，旺旺集團在回應資金補貼一事時表示，這些款項反映了地方政府為吸引投資而制定的獎勵措施，與該集團的媒體業務沒有關係。台灣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邱垂正在接受《日經亞洲評論》採訪時表示：「接受中國政府提供的補貼或獎勵並不違反台灣法律。我們擔心的是，這筆錢是否是來自於妨礙台灣政治議程的幕後推手。」 他補充說當時沒有證據表明這種情況的存在。
儘管如此，2019年5月2日，台灣情報機構國家安全局向立法機關提交了一份報告，闡明瞭中國涉嫌滲透台灣媒體並散布不實新聞的情況。國家安全局副局長陳文凡指出，有一些評論文章在發表之前會交由北京方面進行審查，但他拒絕透露相關媒體的名稱。台灣民主基金會（一家政府資助的獨立機構）副執行長陳婉宜說：「對我們這些觀察者來說，國安局暗示是哪些媒體，我們心知肚明。與中國政府的合作早已不是什麼秘密。」 CPJ未能獲得國安局的聯繫方式。
一周後，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和台灣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在北京聯合舉辦了一個論壇，接待了70位台灣媒體高管和評論員。論壇期間，政協全國委員會（一個立法協商機構）主席汪洋告誡台灣新聞工作者要積極推廣已在香港實施的「一國兩制」 。此事立即受到台灣當局的譴責，指控中國干預台灣內政並損害新聞自由。與會者包括私有報紙《聯合報》，他們說這種會議只是例行公事。《聯合報》資深記者陳言喬在接受CPJ採訪時表示：「大陸的政府官員從以前到現在，一直在進行統戰工作，這是很正常的事。但這並不代表我們要接受他們的要求。」
今年6月，報紙讀者、非政府組織和各大媒體機構都指責旺旺中時傳媒旗下的新聞機構對香港大規模民主抗議活動輕描淡寫，而其他報紙都在頭版刊登了該示威行動。同月，一名Facebook用戶發現《中國時報》在六四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三十週年紀念日前及時刪除了以前發表的六四相關報導，意圖明顯是淡化中國犯下的這一舉世皆知的暴行。這一發現得到了網路時事觀察家徐婉育以及中央通訊社、風傳媒和《蘋果日報》等新聞媒體的證實。CPJ最近查看《中國時報》網站時發現它已經恢復了一些刪除的文章。《中國時報》沒有回覆我們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的提問。
2019年6月23日，數萬民眾在台北遊行，表達他們對可能已被中國收購的「紅色媒體」的不滿。抗議者要求制定更嚴苛的法律並吊銷「紅色媒體」的廣播許可，從而懲罰並防止中國的干預。
集會結束近一個月後，《金融時報》似乎證實了情報官員的擔憂。根據《金融時報》的報導，《中國時報》和旺旺集團旗下的中天電視台都從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接受指示，在報導中國新聞時謹慎選擇立場和排版。中時媒體集團發表聲明回應，說該報導毫無事實根據，並威脅要提告這家英國報紙及其記者，以及任何引用過該報導的媒體或個人。報導出來後，台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立即表示要對中國涉嫌干預台灣媒體一事展開調查；NCC是一家仿照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成立的獨立機構。今年11月，NCC的一名官員告訴CPJ，此案仍在調查中。
今年8月，路透社報導說「大陸當局」已經向至少五家台灣媒體（路透社沒有透露這些媒體的名稱）支付費用刊登對中國有利的報導。文章援引匿名消息來源和已簽署的合同（經路透社審閱），稱國台辦支付人民幣30000元（4300美元）購買了兩篇有關中國吸引商人前往大陸投資的專題報導。台灣大陸委員會表示，如果這筆款項確實存在，它便違反了國家安全法以及統籌兩岸事務的法規。CPJ致電陸委會得到回覆說CPJ需要通過電子郵件的方式提問，但陸委會後來沒有回覆CPJ發送的郵件。
當然，在台灣面臨與日俱增的壓力和政治分化的當下，許多媒體都在努力堅持獨立。台灣最大的日報之一《自由時報》總編輯鄒景雯說：「[中國]曾來找我與他們做 「合作案」。我聽完就笑笑，沒有下文。」 鄒景雯告訴CPJ，《自由時報》在2008年曾想派一名記者到北京報導博鰲亞洲論壇，但簽證一直沒能獲批。周說：「從那時起，我們就不再派記者到大陸採訪。」《自由時報》發言人蘇宇輝告訴CPJ，《自由時報》還拒絕刊登大陸廣告，包括合法的商業廣告。從台灣媒體的整體政治傾向來看，《自由時報》偏向支持台灣獨立的執政黨民進黨。
親國民黨的《聯合報》也堅持自己的獨立立場，不受中國干預。該報資深記者陳言喬說：「我們報社的新聞處理模式成熟，就算是有人透過私人的關係被大陸關切，也不太可能影響我們整體的批評性報導的作業流程。」
網路戰
與香港和其他許多地區一樣，網路媒體新創公司代表了一些最具獨立思想的新聞機構。離開旺旺集團後，夏珍成為風傳媒的總主筆。根據亞馬遜Alexa的流量報告，風傳媒是台灣最大的網路新聞平台之一。夏珍說：「我們在2014年成立初期，對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並沒有考慮太多。」 當時，風傳媒網站吸引了大量內地讀者。但是，在2014年9月香
中英文網路媒體初創公司《報導者》成立於2015年，由台灣一位科技業企業家和其他讀者共同資助，主要致力於深度報導。總編輯兼副執行長李雪莉告訴CPJ，《報導者》網站發表了有關中國新疆維吾爾族人遭到鎮壓的深度報導，還有一系列有關台灣「白色恐怖」的報導。該網站也被中國封鎖。
根據《聯合報》2015年的一篇報告，台灣幾乎所有主要新聞網站都在中國被封鎖或部分封鎖。該報告對16個台灣新聞網站的受限程度進行了為期85天的觀察。數據顯示，在此期間，沒有一個網站在大陸完全不受限，唯一的區別是完全「封鎖」或「部分封鎖」。《自由時報》的鄒主編說其報社的情況印證了此說法。《聯合報》的陳言喬說，他們報社的網站在2010年報導民主作家、社會活動家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時被大陸封鎖（北京強烈抗議劉曉波獲獎）；此後，《聯合報》網站一直被間斷性封鎖。國家互聯網訊息辦公室沒有回覆我們通過電子郵件發出的相關提問。
台灣網站遭大陸封鎖說明台灣與中國以及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不平等的競爭規則。中國通過所謂的防火長城封鎖境外傳統新聞機構和社交媒體，並嚴格審查國內的編輯方針，幾乎完全控制了中國人可以閱讀或觀看的內容。
但是，中國在向台灣輸出訊息時遇到的阻力卻要小得多。由於台灣沒有審查制度，台灣人民可以自由報導新聞並表達自己的觀點，包括親中國的觀點。而在大陸，違反中共政策報導敏感新聞或發表異見的記者可能面臨牢獄之災。台灣智庫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吳介民研究了中國對台灣施加的影響。吳介民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告訴CPJ，中國對台灣的干預早已是「日常滲透」。
駐台北的政策分析師寇謐將（Michael Cole）說，中國對社交媒體的控制手段變得愈發高明。寇謐將說：「起初，他們動員中國網軍，但很快被讀者看破，因為大陸公民使用簡體中文。」
在高雄市長選舉期間，單向的訊息（包括不實訊息）流動越發明顯。獲勝者韓國瑜是一名親中的民粹主義候選人，他承諾讓這座南部城市更加繁榮富強，並為政府退休人員恢復發放退休金（這些退休人員的家庭通常從大陸移民過來）。然而，據新聞報導，伴隨他崛起的是一場通過傳播假新聞為他造勢的大型網路聲量資訊戰。例如，《台灣英文新聞》報導了在社交媒體上被瘋傳的幾條假訊息，其中一條稱韓國瑜的辯論對手配戴耳機裝置，另一條稱他的對手懇求支持者不要離開集會現場。該報導指出：「雖然沒有某篇特定的報導操控民意從民進黨向韓國瑜轉變，但源源不絕的假新聞、謊言和混淆視聽的宣傳產生了累積效應。」 另外，《自由時報》報導了政客引用假新聞事件，該假新聞稱韓國瑜在一所大學發起的民意調查中居領先地位，但這所大學從未發起過任何民意調查。《外交政策》最近的一篇分析文章提到「一場看似由中國網路專家組成的神秘小組精心策劃的操縱社交媒體運動。」
台灣當局擔心，隨著2020年1月11日大選的迫近，中國會再次利用這種手段進行干預。大陸委員會在9月26日舉行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表達了對中國利用網路傳播不實訊息並採取其他行動干預大選的擔憂。根據最近的新聞報導，台灣國家安全界獲取了一份機密報告，據稱是用大陸使用的簡體字寫成的，其中詳細闡述了中國「對台灣的認知領域發動戰爭」 的企圖，包括經營一個內容農場在社交媒體上製造假消息，目標是在2020年前在台灣培養出一個親北京政府。
2019年4月，中英文雙語雜誌《天下雜誌》發表了對一名網軍頭子（使用假名）的採訪，該專家表示自己的政治運作事業從早前幫助一名國民黨議員贏得選舉開始。這位網路政治操手告訴《天下雜誌》，他的客戶包括試圖影響2020年總統大選的人士，並說自己雖然不和中共打交道，但他知道其他與中共合作的人，雖然這種活動在台灣屬違法行為。
台灣的對策
為防止中國干預，台灣採取了零散、溫和的立法措施，但同時這些措施看似手忙腳亂，缺乏一致性。另外，執政的民進黨最近提出的一系列新法案在保護言論和新聞自由方面或有疑慮。這些法案所產生的問題包含：由誰來決定什麼是真相、什麼是假象？也可能在執法上受到潛在的政治操縱。同時，其他不涉及執法程序的措施尚未被證明切實可行。中央研究院的吳介民告訴CPJ，台灣應全面評估防範中國干預的措施。民進黨沒有回覆我們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的關於這項法案的提問。
為阻擋中國控制台灣的野心，台灣祭出的法律包括禁止外國人或港澳及大陸居民參與影響選舉，禁止中國政府在台灣投資，限定中國個人只能在不敏感的領域進行投資，並禁止實質構成間諜活動的各種行為。1991年《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禁止台灣媒體為中共發表政治宣傳內容，有效排除了政府營銷行為。
這些法律不足以應對千變萬化的兩岸關係以及不斷深入的媒體影響。事實是，有權有勢且與中國有密切商業聯繫的台灣人傾向支持親共政策，不願承擔冒犯北京的嚴重後果。多年來，投資和貿易來往使台灣對中國經濟逐漸產生依賴，而赴台旅遊的流行使台灣經濟容易受到大陸的抵制。2019年7月31日，中國禁止個人（非團體）赴台旅遊，使台灣嘗到了苦頭。中國當局沒有解釋這種旅遊禁令的原因，台灣本地報紙認為此舉是為了孤立台灣並損害蔡總統的連任前景。
中國一再表現出它不惜利用經濟手段來實現其政治目的的決心，這在下述幾個案例中都能看出。由於火箭隊經理發了一條冒犯中國的推文，中國決定取消NBA季前賽的電視轉播；因其員工參加民主示威活動，香港主要航空公司國泰航空面臨來自北京的壓力，迫使執行總裁辭職；萬豪酒店去年在發給客戶的問卷中將台灣、澳門、香港和西藏列為不同的國家，被迫暫時關閉六個網站，並向中國道歉。同樣在去年，中國向美國各大航空公司施壓，要求他們停止將台灣列為單獨國家，而台灣則考慮懲罰向中國低頭的航空公司。作為回應，各航空公司決定在中國所有城市後面不註明國家。為避免在中國碰釘子，好萊塢事先審查劇本，如有疏漏，則必然遭到中國審查。
在《金融時報》報導稱大陸國台辦直接干預台灣媒體的編輯方針（陸委會認為此舉有可能違反2013年《台灣國家安全法》，它在2019年7月3日被修訂）僅一天後，陸委會便強調了問題的嚴重性，並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中共長期以來利用臺灣民主開放社會，對我各領域進行統戰滲透及介入選舉，更伸手進入我媒體、干涉新聞自主，利用扭曲方式散布不實訊息，企圖改變民眾認知，以利傾向北京立場的候選人出線。」
目前的立法院提案禁止在中國獲得巨大經濟利益的個人經營台灣的媒體機構。草案將這群人定義為：在大陸有30%及以上的資產或在大陸收益為總營業額30％及以上的企業；在過去五年內從中國當局獲得新台幣100萬元（33000美元）或以上的個人；在過去五年內從中國當局獲得新台幣500萬元或以上的企業。提出該法案的民進黨立法委員王定宇的辦公室告訴CPJ，該議案正處於初級辯論階段。
這項法案的矛頭明顯指向旺旺中時媒體集團的蔡衍明。旺旺集團副董事長胡志強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表示，旺旺集團「堅決反對這樣一種意識形態法案的通過。」胡志強否認該集團對韓國瑜的高頻率報導有助於他當選高雄市長，並說與中國建立良好的關係對台灣有利。
在野黨國民黨的議員分別在9月22日和10月15日杯葛了原定的議案投票，指控執政的民進黨壓制媒體。根據新聞報導，國民黨黨鞭曾銘宗向中央通訊社表示，該議案侵犯了新聞和言論自由，並可能把在中國工作的台灣人推入火坑。
任何試圖限制台灣公民接管台灣媒體的舉動都有可能引起軒然大波。台灣民主基金會的陳婉宜表示：「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因為它涉及到言論自由。台灣政府充分意識到此事的重要。」
懲罰媒體違規行為（而非限制媒體所有權）的法案遠沒有新加坡最近通過的所謂「反假新聞法」有害。「反假新聞法」 新增嚴厲的刑事處罰，惡化了當地已經十分嚴苛的媒體環境。台灣也曾出現過類似的事件：2004年，民間全民電視公司由於沒有為候選人留出相等的時間，違反了《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規定而被罰款；2006年，東森電視在人質未被釋放的情況下報導了一起綁架案，因「擾亂公序良俗」而被罰款。在這些案例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調查了可能的違法行為，並根據調查結果處以相應罰款。
最近，NCC轉而調查被法律定義為有害的未能充分核對事實的不實訊息報導。根據新聞報導，今年4月，NCC主委詹婷怡因未能有效遏制假新聞的傳播而受到強烈譴責後辭職。CPJ查看了NCC從2006年至今開出的所有罰單，發現NCC在今年2月第一次對失實新聞報導開出罰單，對兩家電視廣播公司分別處以20萬新台幣（6,530美元）的罰款。其中，中天電視台因錯誤報導一位政治候選人的演講而受罰，東森電視則因錯誤報導與非洲豬瘟有關的事實而受罰。NCC向CPJ表示，這些報導「不當影響公眾資訊接收權利，而損及閱聽眾視聽權益，並損及媒體之公正與公信力，以致損害公共利益。」
旺旺集團旗下的其他媒體機構都反對中天電視台被罰；《中國時報》嘲諷NCC是「新聞警察」。在NCC因監管不力而受到批評後，罰款事件增多。根據中央通訊社，截至今年7月，中天電視台因各種違規行為在2019年共被罰款9次。根據東森新聞雲報導，NCC在今年3月對中天電視台的七項違規行為處以新台幣100萬元（32,000美元）的罰款；這些違規行為包括帶有偏向性地進行政治報導，如對高雄市長韓國瑜進行過多報導（韓國瑜後來成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今年4月，中天電視台因一篇不實報導又被罰新台幣100萬元；報導中有關於農民將200萬噸柚子倒進一個水庫的不實訊息，擾亂了市場。中天電視台表示它將提起上訴。
駐台北的政策分析師寇謐將認為這些公司體量巨大，這點罰款不過是九牛一毛。他說：「對於他們來說，這點小錢無關痛癢，起不到威嚇作用。」
今年5月，台灣立法機關通過了一項立法，對《災害防救法》中「散播有關災害的謠言或不實訊息」一項提高罰款金額，由此損害公眾的造謠者將有可能面臨牢獄之災。同樣，傳播有關食品安全或傳染疾病的不實訊息者也將面臨更高額度的罰款。
今年4月，執政的民進黨還提議將有關貿易和名譽的不實報導進行定罪，包括罰款和短期監禁；這項提議顯然指射中天電視台關於傾倒柚子的假新聞。今年10月新增的提案要求電視台及時回應NCC下達的指令，及時糾正失實報導。提出該法案的民進黨立法委員林俊憲的辦公室告訴CPJ，該提案通過強化NCC的監督職能，彌補了現行法案的不足。
這些立法措施令人擔憂。危險在於，本屆或下一屆政府可能濫用這些法律來壓制政治批評。2018年，CPJ對將網路言論定罪的立法議案提出反對。
在現行法規下，當局已經起訴了幾名在社交媒體上發送不實訊息或煽動性言論的人，包括一名被控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的七旬老婦。她在聊天軟件LINE的私人群聊中發送了一條消息，稱蔡總統向海地捐贈45億新台幣，卻拒絕為高雄市撥款5000萬新台幣預防登革熱。她面臨最多三天的監禁或3000新台幣（100美元）的罰款，她選擇了罰款。一名男子在Facebook上提議，中華航空總統專機的飛行員應載著蔡英文在北京降落。法務部對此展開調查後，控告他煽惑他人犯罪，違反了《刑法》第153條。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前秘書長陳益能說：「戒嚴令才剛過去30年，將傳播謊言的行為定罪十分危險。」
不出所料，在野黨國民黨在10月31日的一份聲明中強烈抗議近期的這些立法提案（它們禁止台灣公民參加所有共產黨活動），理由是這些提案不僅會損害兩岸關係、威脅台灣經濟，而且還將侵犯台灣的言論自由。例如，該法案可能會使中共機關報《北京日報》拒絕接待台灣記者。這些法案一旦通過，將會對努力反思自己的正常報導活動是否構成違法行為的記者造成潛在危害。
中央研究院的吳介民告訴CPJ，儘管如此，台灣有必要制定相關法律來抵制中國對台灣施加的全面影響。他說：「只要在正當程序和法治原則下，經過立法過程來規範，是符合民主的。」
新聞網站《破土》的主編丘琦欣總結了台灣人因畏懼中國操縱而陷入的這種困局：「這是一個有趣的矛盾，進步的台灣民間社會正在推動立法打擊假新聞，而民間社會活動家則擔心打擊假新聞的法案（如在東南亞）將被政府用來鎮壓政治異議人士。」
無論如何，現行的法條和新法案似乎都無法應對最常見的一種威脅，即由中國或其代理人暗中在社交媒體上發佈大量預先謀劃的內容。
在社交媒體上被大量轉載的報導很容易被傳統媒體編寫成新聞，「數位政委」唐鳳在一次採訪中對此表達了擔憂。負責網路事務的唐鳳提出了抵制網路不實訊息的另一種方法：將政府認為準確的訊息及時公佈在網上。唐鳳說，不實訊息在台灣有一個具體的法律定義：「故意捏造的、有害且不真實的訊息，它最嚴重的危害是損害公眾和民主制度。」
唐鳳的計劃旨在打擊不實訊息而無需訴諸審查或下令刪除在線內容。其本質是通過初始的A/B測試來實時辨認假消息；A/B測試幫助推文或其他訊息的發佈者識別訊息傳播的最優方案。唐鳳說，台灣各部門已經成立專門小組及時揭發不實訊息操控運動，並在60分鐘內發佈真實訊息作為回應。她說：「據我們觀察，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大多數人能夠事先接種到真實訊息的疫苗，之後接觸到不實訊息時就能夠獲得免疫。」
「主流媒體當然會選擇真實訊息進行平衡報導。但我們發現，如果不能及時進行這種敘述修正，提供現成的視頻或影像或至少是圖片卡，那麼六個小時（即一個新聞週期）之後就無回天之術了。說實話，這種工作令人精疲力竭。」
丘琦欣等新聞工作者對這種方法不抱太大希望。他說：「我認為假新聞還是能通過政府無法完全規範的渠道繼續散播。對假新聞作出及時回應可以大幅減少它的傳播，但是很難將其徹底根除。」
唐鳳認為，從長遠來看，最有效的辦法是提高公眾的媒體素養、幫助新聞受眾自行辨認真假訊息。她說，台灣年輕人完全具備懷疑精神和反抗工具，但是年長者通常更容易受騙。唐鳳的辦公室11月向CPJ表示，他們仍在繼續打擊網路不實訊息。
結論
台灣從受到高壓控制的媒體環境到擁有亞洲地區最自由的新聞產業之一，經歷了飛速變化，就像它從專制社會到民主社會完成迅速轉型一樣。這種轉變對區別台灣與中國，並擺脫中共控制至關重要。
台灣有充足的理由擔心中國干預台灣媒體，並試圖引導明年1月的台灣大選，以產生對中國有利的結果：一個由總統候選人韓國瑜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它將比現任總統蔡英文領導的民進黨政府更加努力地促進兩岸關係。儘管中國在台灣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密切關注，它實際造成的影響哪怕是在選舉結果出來之後也難以估計。中央研究院的吳介民表示，中國對香港採取的激進政策有可能會抵消中國對台灣施加的影響；進而造成台灣選民的反感，使國民黨處於不利地位。
中國的干預行為應被公之於眾，這或許是台灣深度調查記者們的責任。無論如何，台灣都沒有理由放棄得來不易、歷時不久的開放社會和新聞自由，這使台灣公民能夠從不同渠道自由獲取訊息，並在考慮總統候選人或任何其他議題時都有分辨真相的能力。
如果台灣能夠抵擋中方壓力，而無需訴諸可能危害新聞自由的苛法，它將能為其他受外部勢力操縱媒體的國家提供重要的經驗。台灣或能證明，民主社會不必屈從於恐懼，也無需強加限制和控制手段。相反，最後能成功抵制外界壓力的或許是一種堅持維護社會開放透明的集體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