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推出的一套中国体系下，记者可能由于在线活动而损害其财务状况。
作者：王亚秋
中国政府正在计划将新闻工作者的财务信用与他们的在线发布内容建立联系，这将会是一种尤其令人生畏的审查形式。
建立中国社会信用评分体系（将被分阶段执行）可能会使那些撰文或发声批评政府的新闻工作者的个人财务受到直接影响。这些后果可能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干涉：某记者的社交媒体帖子如果被政府视为”谣言”，她的信用评分将会因此降低，导致她申请贷款被拒或背负高利率。
这种影响也可能干扰到更为平凡的生活。例如，假设同样一名记者试图在淘宝上出售一辆二手自行车，却发现潜在的买家由于她过低的信用评分对她产生不信任而退出交易。
这些假设都和这位记者的财务历史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却由一条在线批评帖子直接触发。
当大多数人谈论信用评分时，他们指的是一套个人的信用等级由她支付账单和其它债务的良好程度决定的体系。中国即将实行的信用评分体系却不是如此。
2014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一份规划文件，推进建立一个全国”社会信用体系”，根据不同政府单位和私营机构的信息来监督和评价个人、私营企业、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社会信用”。这些信息可能包括犯罪记录、税务文件、雇主评价、消费喜好和在线活动。该文件称这套体系将会评估互联网用户的信用历史和在线活动，并将”实施网络欺诈”和”造谣传谣”的个人列入黑名单。这份文件还要求”对列入黑名单的主体采取网上行为限制、行业禁入等措施，通报相关部门并进行公开曝光。”
社会信用体系的目的是在中国全社会”褒扬诚信，惩戒失信”。诚信，在被提议的体系下，将由一个有审查自由言论历史的政府来决定。
纽约的博主温云超（他曾因网络写作一再被警察骚扰，并于2012年离开中国）说：”将网络造谣和个人的社会信用评分挂钩可能只是惩罚批评政府人士发声的另一种手段。” 谈到这种信用评分提议可能造成的后果，他指出：”如果你在线发布’谣言’—-或关于中国政府的负面信息，你的信用评分将会因此降低。这可能会影响你的实际生活，例如你在申请房屋贷款时需要支付更高的利率，或者你将没有资格参加公务员考试或司法考试或就职于官方媒体机构。当然，目前的体系还未扩展到这个程度，但是从这个体系的设计和执行来看，我认为产生这些后果的可能性很高。”
这份洋溢着政治说辞的规划文件对某些关键问题（比如列入黑名单的依据，政府如何搜集数据，以及评分如何被公司和个人使用）没有具体澄清。鉴于中国有大约14亿人口，执行这样一套体系将会充满严峻的挑战，而其潜在的后果也不可小视。
自从该文件在2014年被起草以来，中国政府各级和各部门就一直协力推动它的实施—-这种努力能在官方媒体发表的诸多文章和政府发布的政策文件中看出。例如，在2016年7月，中国共青团（拥有超过八千万成员的共产党青年团体）颁布了《青年信用体系建设计划（2016－2020年）》，制定了2020年之前将实现的具体目标，主要任务和重点领域。重点领域的第八条是”出行旅游领域”，声明”鼓励博物馆、 公共图书馆、 体育场馆等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和公园、 旅游景点等场所对守信青年实行票价优惠。鼓励交通运输企业对守信青年实行购票优惠政策。鼓励航空公司推行 ‘诚信机票’ , 为守信志愿者提供 ‘信用购票’和优先服务等优惠措施。”与2014年的规划文件相似，这份文件没有阐明如何决定青年信用评分。
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使用社会信用体系需要准确落实到个人，并将所有在线活动都定位到背后的用户—-这可以用电子身份标识eID（中国独创的在线认证技术）来实现。
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eID 是一种智能芯片，能够被加载到SIM卡、银行卡和身份证上，在不暴露个人信息的前提下在线验证用户的身份，显著减少信息被盗窃或篡改的风险。
近年来，中国政府尝试过在不同的在线平台（包括社交媒体、移动应用程序、电子商务网站和实况视频流）上强制施行真名注册，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从事开发eID技术已有多年的中国公安部研究所在2016年6月宣布其已”初步构建起eID网络身份识别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使用eID（在被完全实施之后）将使中国政府能够准确地掌握是谁在从事什么网络活动。
2015年6月，国家信息中心启动了”信用中国”网站，人们可以在上面搜索公司和个人的信用记录。保护记者委员会对该系统的测试表明，目前的数据主要涉及商业记录，例如避税、违反商业合同或违抗法院判决之人。该系统预计将很快包括其它领域的个人和实体的数据。在2015年2月的一份文件中，北京政府表示，为”新闻媒体人员”建立信用记录是执行中央政府政策指令过程中的优先事项。
熟悉中国媒体的记者和观察者都对他们认为充斥着腐败的中国传媒体制进行了谴责，该体制对正面的新闻报道直接报以金钱奖励，且敲诈勒索的现象十分猖獗 。接受保护记者委员会采访的人员表示，暴露不诚信的行为和强调记者遵守媒体职业道德的体系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这样一套体系很容易被操纵，用来监视记者并迫使他们进行自我审查。
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在加强控制其所谓网络造谣的内容。在2013年，中国最高法院和检察官宣判，那些发布浏览量超过五千或被转发超过五百次的诽谤信息的人可被指控诽谤并被监禁长达三年。分享被认为将会导致”严重社会混乱”的虚假信息的人可被监禁长达五年。
指控记者和博主散播谣言是一种策略，常被用来惩罚那些对中国政府进行批评性报道的人。在诸多类似的案件中，《新快报》记者刘虎由于所谓的”捏造并散布谣言”（指他在微博账户上暴露某政府官员的腐败交易），在2013年8月被捕，接着在狱中服刑一年。商业杂志《财经》记者王晓璐因报道中国金融市场的波动，以”涉嫌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的罪名在2015年8月至2016年2月期间被警方拘押。
记者们告诉保护记者委员会，这套在线信用体系十分令人担忧，原因是它代表了一种将个人表达与生活的其它方面建立联系的一种新手段。中国的审查制度早已超越了封杀记者和作家的社交媒体账号、关闭新闻网站、监禁新闻工作者等寻常手段；它还阻碍新闻记者的其它日常活动、剥夺他们的就业机会、禁止他们参加主流社会活动。
报道和记录中国人权问题的独立中文笔会网站作者和编辑吴伟（笔名野渡）告诉保护记者委员会，除了经常受到警察的骚扰，并在2012年被拘留三个月，他还由于自己的写作失去了许多商业机会。
“2006年，一位广州的律师希望与我合作建立一个在线经商项目，”野渡说，”得到这个信息后，警察立马前往他的律师事务所警告他，迫使他的房东驱逐他，还命令他的客户与他断绝来往。在这样的压力下，他别无选择，只好放弃与我的合作计划。”（保护记者委员会无法独立核实这一说法。）野渡还说，2011年在他被拘留的时候，警察告诉他公寓里的邻居们不要与他继续联系。在敏感时期（如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周年纪念日），他还不能购买火车票或入住宾馆。
刘虎在经过一年的监禁、忍受大量的审讯、被胁迫要求其在官方电视台上认罪、申请冤狱补偿金被驳、社交媒体被监视之后，发现自己很难找到工作。”中国政府命令新闻机构不要与我共事，”刘虎说，”知名的新闻机构不愿雇用我。当我为一些新闻机构从事自由撰稿后，中国网信办命令他们不许发表我的文章。”网信办没有回应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评论请求。
为香港传媒机构撰稿的大陆自由职业记者赵思乐说，中国主流媒体机构对她关闭大门的过程缓慢而悄无声息。”我刚开始写关于人权问题的故事时，我还有机会为中国的主流媒体机构撰写一些非敏感话题，”赵思乐说，”例如，我有一段时间为《新京报》撰写娱乐评论。渐渐地，媒体圈里越来越少的人愿意请我为他们写作。从来没有人当着我的面告诉我，他们不愿意和我保持联系是因为我写的人权故事，但是我敢肯定这就是我失去就业机会和关系网的原因。”赵说自己不知道那些选择避开她的人是否受到政府的直接压力，还是出于惧怕政府报复而作出的自愿行为。
野渡说，这种社会信用体系将进一步限制像他这样的异见作家的活动。”当关乎每个人和每件事的信息都在网上互相产生关联，中国政府将更容易对我们进行定位、监视和控制，”他说。
赵思乐说，这种信用体系将对一些主流记者造成一种寒蝉效应—-他们在私下批评政府，并偶尔在网上表达异议，但会因为惧怕报复而却步。”这种社会信用体系是用来确保政府的’敌人’（那些与政府持不同意见的人）没有藏身之处，”赵说，”你已经看到许多人由于担心他们的账号被封锁而回避在线表达批评性意见。如果政府能够强行实施实名注册，并将人们的言论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机会紧密相连，那将会是一个迫使人们进行自我审查的极其强大的工具。”
然而，其他记者对这种信用体系是否能按照目前设想的规模实行表示怀疑。网易新闻网站前任编辑谷溪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中国政府的主要合法保障，政府不会真心想要限制商业活动。”因为你的在线文章而降低你的信用评分，然后限制你在线购买或销售物品的自由，对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好处。政府从商业交易中收税。经济是中国政府担心的首要问题，而不是那些对政府出言不逊的人，”谷溪说。
刘虎还对公民将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政府的信用评分表示怀疑。”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有针对性地对网络造谣进行攻击，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政府自己是更大的造谣者，因而打压造谣其实是遏止人们说出真相，”他说。
如果刘虎所言有理，那么那辆二手自行车的潜在买家或许将出于他们对政府评分体系缺乏信任而直接忽略记者的信用评分。其他依赖信用评分的个人、机构和单位是否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还有待观察。
王亚秋是保护记者委员会的亚洲研究员。她从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取国际事务硕士学位，曾在《外交政策》、《大西洋月刊》和《改变中国》等刊物上发表过关于中国公民社会和人权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