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新闻工作者（不论他们来自沙特阿拉伯、阿富汗还是美国）由于履行本职工作而遭到报复、成为谋杀对象，殉职记者人数创下三年来新高。而在冲突中遇难的记者人数则降至2011年以来最低水平。保护记者委员会埃兰娜·拜泽尔（Elana Beiser）特别报道
2018年12月19日发布
纽约
2018年，因从事新闻工作而遭到报复、成为谋杀对象的记者人数几乎是去年的两倍，导致殉职记者总数增加。由于极端主义分子在阿富汗加强对新闻工作者的恶意攻击，阿富汗成为谋杀记者最多的国家，是全球遇难记者人数上升的主要原因。
在2018年1月1日至12月14日期间，至少有53名新闻工作者在世界各地遇害，其中有34人死于谋杀。保护记者委员会追查了记者死亡的三种方式：报复性谋杀，在抗争或交火中遇难（今年共11人，为2011年以来最低），以及执行其它危险任务—-例如在报道抗议活动时遭遇暴力（今年共有8例）。总数比去年全年的47人死亡人数更多, 其中18人被谋杀。2016年共有50名记者遇难。
全球遇难记者人数曾在前两年有所下降，但是在全球监禁记者人数居高不下的环境中，殉职记者人数近期有所回升，使全球新闻自由陷入危机的深渊。这场危机的缘由复杂多变，且与技术变革密切相关—-这些技术变化使更多人能够从事新闻工作，然而这种便利也使记者在政治和犯罪团体（他们曾经依赖记者传播信息）面前变得无足轻重。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保障新闻工作者权益和安全的一个国际领导力。最充分的一个证明是今年10月《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贾马尔·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沙特阿拉伯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中被沙特特工蓄意谋杀的案例。卡舒吉生前自我流放在美国生活，一直对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表示强烈不满。对卡舒吉一案谴责最为强烈的国家元首是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而他的政府却行之有效地关闭了国内的独立媒体，且土耳其连续三年都是全球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白宫曾是全球新闻自由的坚定捍卫者，如今却对卡舒吉的加害者持模棱两可的态度。根据《华盛顿邮报》，中央情报局得出结论：只有沙特王储有权下令执行该谋杀。11月20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布了关于该案的最终声明，将沙特王储的被控角色一笔带过：”或许他真的做了，或许他没有！”并且还表示美国将”无论如何要继续做沙特阿拉伯的忠实伙伴”，理由是沙特向美方购买大量军事装备，且沙特同意与美国联手反击伊朗。归根结底，特朗普暗示了那些与美国有大量生意往来的国家可以随意谋杀记者并无需承担后果。
卡舒吉曾经居住在与华盛顿特区接壤的佛吉尼亚州。同样与华盛顿特区接壤的另一个州马里兰在6月28日遭遇了美国近期历史上对新闻媒体最致命的一次打击。一名持枪男子闯入安纳波利斯市《首府公报》的新闻编辑室，枪杀了四名记者和一名销售助理。被控杀手贾罗德·拉莫斯（Jarrod Ramos）在2012年对该报提出诽谤诉讼失败后，曾多次对该报发出威胁。根据《首府公报》，拉莫斯面临着五项一级谋杀和其它指控，并将于2019年6月3日接受审判。特朗普在大屠杀发生后的第二天对记者表示，”新闻工作者和所有美国人一样，在履行本职工作时不应承担暴力袭击的恐惧。” 但没过几天，他便恢复了对新闻媒体的一贯攻击，在社交媒体和集会上称新闻报道为”假新闻”，并把记者视为”人民的敌人”。
在特朗普猛烈抨击媒体的同时，欧盟正手忙脚乱地应对着自身的记者安全危机。今年二月，27岁的调查记者扬·库恰克（Jan Kuciak）在斯洛伐克调查官员贪腐时和未婚妻双双被枪杀。这是继马耳他女记者达芬妮·卡鲁亚娜·加利西亚（Daphne Caruana Galizia）在2017年10月被置入自己汽车内的炸弹炸死之后第二名在东欧被谋杀的记者。（今年10月6日，另外一名欧盟女记者维多利亚·马里诺娃（Viktoria Marinova）在她的祖国保加利亚被强奸、殴打并勒死。虽然政府宣布该罪行与她的本职工作无关，但是保护记者委员会仍在调查犯案动机。）
卡鲁亚娜·加利西亚和和库恰克的谋杀案至今未破；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研究发现这种犯罪未惩的现象将催生更多暴力。这种恶性循环今年在墨西哥（四名记者被害）和巴西（两名记者被害）都能找到证明。
事实上，2018年记者殉职人数最多的国家阿富汗在保护记者委员会年度全球犯罪未惩指数索引中名列前茅；该犯罪未惩指数公布了记者频繁被杀害但嫌犯却逍遥法外的国家和地区。今年共有13名记者在阿富汗被杀害，是保护记者委员会有记录以来最多的年度遇难人数（2001年美国攻击阿富汗时共有九名记者牺牲）。
近年来，极端主义分子在阿富汗发动了多起重大爆炸事件，且往往伴随二次引爆，企图明显是杀害记者和其他应急回应者。2018年4月30日，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发表声明承认了一次造成九名记者遇难的双重自杀式袭击事件。袭击者玩弄了一个极其冷血的伎俩，伪装成新闻工作者加入赶到爆炸现场的一群记者中，然后引爆炸弹。受害者包括阿萨迪电台（一家由美国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阿富汗分台）的26岁记者阿卜杜拉·哈南扎伊（Abadullah Hananzai），他死前报道了毒瘾问题和内政部试图打击阿富汗毒品贩卖出境的现象。根据自由欧洲电台报道，他当时正准备庆祝他的第一个结婚纪念日。哈南扎伊最后一条脸书状态纪念了一周前被不知名枪手杀害的一名前同事。
新闻工作者继续在叙利亚和也门等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遇难，但在抗争或交火中死亡的记者人数则是2011年来最低，原因是新闻工作者自由受限或采访风险过高，导致自我审查、流放或放弃任务。在叙利亚，今年和去年至少有九名记者被害，去年是八名，最多在2012年有31名。在也门，今年共有三名记者遇难。而在伊拉克，保护记者委员会今年没有发现任何因从事本职工作而遇害的记者，这是2012年来第一次。在中东其它地区，有两名巴勒斯坦记者在报道加沙地带的抗议活动中被以色列士兵开枪击毙。
保护记者委员会目前还在调查2018年遇难的另外23名记者，但是目前为止还未能证实其动机与新闻报道有关。这其中有另一个美国案例：独立音乐视频博主扎克·斯通纳（Zach Stoner）今年6月在芝加哥被枪杀。
保护记者委员会还发现：
· 2018年有七名媒体工作人员被杀害，其中阿富汗和也门各两有名。
· 三名女性遇难，去年则有八名。在过去，大约7% 的殉职记者是女性。
· 今年有五名外国记者遇难：两名厄瓜多尔记者在哥伦比亚被害（连同他们的司机），三名俄罗斯记者在中非共和国离奇遇难。
· 包括伊斯兰国等极端主义分子在内的政治团体是最常见的嫌疑肇事者，占总数的53%。
· 政治是最危险的话题，遇难记者中有62% 从事政治报道。
· 广播记者是最危险的职业。
保护记者委员会从1992年开始整理所有遇难记者的详细记录。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进行独立调查并核实每一个遇难记者背后的情况。只有在工作人员有把握确认一名记者因履行本职工作而遭到直接报复、抗争或交火、执行危险任务（如报道抗议活动过程中遇到暴力）而遇难时，保护记者委员会才会将其纳入殉职名单。
如果杀人动机不明确，但该遇难记者有可能因履行工作职责而死亡，保护记者委员会将此类案件归类为”未确认”并继续进行调查。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遇难记者名单不包括死于疾病或交通/飞行事故的记者，除非该事故是恶意行为。其它新闻机构使用不同标准得出的死亡人数有所不同。
保护记者委员会2018年遇难记者数据库包括每位受害者的概况，以及用于研究数据趋势的检索选项。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数据库将1992年以来所有殉职、失踪或被监禁的记者都记录在案。
埃兰娜·拜泽尔（Elana Beiser）是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编辑主任。她曾在纽约、伦敦、布鲁塞尔、新加坡和香港担任道琼斯通讯社和《华尔街日报》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