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试图效仿北京的信息控制模式。
作者：艾米莉·帕克（Emily Parker）
俄罗斯已经启动了一项野心勃勃的社会实验。就在几年前，俄罗斯人民还享有相当自由的互联网。如今，莫斯科正在望向北京，试图效仿中国对互联网的控制模式。然而，克里姆林宫将很可能发现，一旦你给过人们互联网自由，想要完全剥夺它并非易事。
2010年，在中国研究互联网权利运动多年之后，我来到莫斯科生活。我很快发现，俄罗斯和中国对待网络的态度截然不同。中国有无数的审查人员和关键词自动过滤系统，以及一道屏蔽大量”敏感”内容的防火墙。相反，在俄罗斯，你可以在线搜索到几乎任何信息。由于互联网还未造成政治威胁，当局并没有做出特别明显的努力来审查网络。
这一切都在2011年末和2012年初发生了变化，当时，莫斯科经历了自从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注意到, 社交媒体在组织这些抗议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一系列新规则相继涌现，包括一项授予俄罗斯当局以权力封锁在线内容的法律。
克里姆林宫将发现，中国是一个很难效仿的对象。原因在于，坦白讲，北京在以自己的方式控制互联网权限方面成效显著。中国有大约七亿网民，在线信息流通受到极大的限制。中国的防火墙已经封锁了诸如推特、脸书和YouTube等海外网站，以及《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审查人员（通常就职于中国的科技公司）对在线对话进行监视和编辑。
俄罗斯当局似乎很钦佩这种手段。2016年，前中国网络沙皇鲁炜和防火墙之父方滨兴访问莫斯科，会见了”互联网安全联盟”组织。2016年11月初，俄罗斯一法院作出封锁领英网站的决定，对在俄罗斯运行的外国互联网公司发出警告。俄罗斯法律要求那些保存了俄罗斯公民个人数据的网站必须通过俄罗斯本土的服务器来运行。如果他们拒绝将这些个人数据存储在俄罗斯的土壤上，谷歌、推特和脸书都面临着在俄罗斯被封锁的风险。
俄罗斯和中国都明确表示，他们希望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监管互联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了互联网主权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应该有权选择自己的网络治理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主权”可以大致翻译为”不受美国干涉”。普京进一步推进了这个概念，将互联网称为”中情局项目”。根据这一逻辑，俄罗斯需要主动保护自己在信息领域的利益，不论是通过打击网络异议还是利用网络来宣传政府版本的事件。特朗普和普京的关系是否会影响以及怎样影响克里姆林宫对互联网的治理方法，还有待观察。
俄罗斯互联网专家，《红网》一书的作者安德烈·索尔达托夫（Andrei Soldatov）说，克里姆林宫”近日肯定会寻找和中国类似的方法，主要是因为很多其它办法都失败了—-过滤系统不缜密，依然开放的全球联网违抗本地立法。”索尔达托夫说，莫斯科希望将”关键基础设施”置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下，例如国家域名分配系统、互联网交换点和跨国界电缆。但是，这种方法（有可能失败）与其说是一种切合实际的管理互联网的日常努力，不如说是一种紧急措施。
将俄罗斯从万维网上移除，或许为时已晚。而中国却早就意识到，互联网既是机会也是威胁。北京希望在不牺牲政治控制的前提下享受互通的经济效益。反对派政治家以及俄罗斯互联网保护协会创始人莱昂尼德·沃尔科夫（Leonid Volkov）解释说：”俄罗斯的互联网互通良好、竞争激烈。而中国互联网从一开始就是一套非常封闭的系统，在线俄文社区却不是如此。”
中国孤立的互联网文化带动了强大的国内公司的发展。我们曾经很容易将中国的本土科技玩家轻视为”效颦者”—-新浪微博模仿推特，百度模仿谷歌等等。但是现在，这些公司里有一些（特别是腾讯公司的微信）已经变得如此强大，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西方公司将会效仿它们。中国的境内互联网公司变得如此成功，导致很多互联网用户不再渴望它们的西方对手。
或许有人认为这些公司的实力主要受益于脸书和推特被封锁，谷歌戏剧性地离开中国—-称是由于对审查和网络安全的担忧。然而，在俄罗斯，像谷歌这样的美国科技公司已经获得了广泛认同。脸书或许不如俄罗斯社交网络VKontakte（VK）这么受欢迎，但是这个美国平台吸引了一批忠实的粉丝，特别是政治活动人士。”脸书的受众比VK的要小得多，” 沃尔科夫说道。但是他补充说，那些用户构成了”整个文化、科学和政治精英。在我看来，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们很明白一点：封锁脸书的潜在危害高于潜在利益。”
索尔达托夫同意这种说法，”VK吸引的是完全不同的受众。脸书的用户更加忠实于这个平台，他们大多是城市里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在莫斯科抗议活动之前或期间学会使用脸书，他们将不会出于压力而放弃这个平台—-他们用脸书作为辩论，而不是晒猫的场所。”
这就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政府如何剥夺公民曾经享有的互联网自由？至少有一些迹象表明，俄罗斯互联网用户将会进行抗议。一份抗议将会威胁互联网自由的反恐法的俄罗斯请愿书在一个多月里收到了超过十万人数的签名。俄罗斯人还会站出来抗议，传达”互联网是我们的”的信息。
甚至中国也不能完全控制互联网。那些决心想要获取信息的人可以借助虚拟私人网络之类的工具翻越防火墙。例如，虽然推特在中国被封锁，中国却早已拥有一群小众却活跃的推特用户。俄罗斯审查者将面临同样的挑战。近年来，在俄罗斯使用Tor（一种可以用于规避审查的浏览器）的人数不断增加。正如《全球之声》的一篇文章指出，”审查的加强和使用Tor的人数增长之间有密切的关联。”
虽然俄罗斯政府使用互联网和其它媒体来宣传自己的政治口径，普京也明白技术可以被反对派用做武器。互联网本身不会在俄罗斯引发革命，但是如果一个革命时刻出现，技术将会成为强大的组织工具。北京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现在，克里姆林宫也明白了。
艾米莉·帕克是非虚构小说《我知道谁是我的同志 》(Now I Know Who My Comrades Are) 的作者，该书讲述了中国、古巴和俄罗斯的互联网权力运动。她也是《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前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