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被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逼近最高记录；以色列监禁人数激增
Arlene Getz 撰稿 保护记者委员会2023年度调查发现，自10月7日以色列-加沙战争爆发，以色列正在成为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之一。以色列的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排名全球第六（和伊朗持平）前五位分别是中国，缅甸，白俄罗斯，俄罗斯和越南。 截至2023年12月1日，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记录，共有320名记者失去人身自由。自1992年CPJ开始年度调查以来，这个数字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指向了令人不安的现实：根深蒂固的极权主义以及政府扼杀独立媒体的决心。有些政府采取更极端的措施，实施跨境镇压以威吓及骚扰不在其国界之内的记者。莫斯科的恐吓手段包括对旅居他国的俄罗斯记者发布一系列逮捕令；埃塞俄比亚迫使一名流亡记者回国面对恐怖主义的指控，此前该记者在邻国吉布提共和国遭到逮捕。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研究还显示，调查报告中列出的超过65%的记者（209人）正面临反国家罪的指控，因其批评性报道，他们被指散布假新闻和进行恐怖主义活动。在66个案例中，被拘留者仍未被告知他们面临的指控。他们经常面对非必要的残酷监禁条件，当局常常延长他们被提起检控以及庭审之前的拘留时间，扰乱正常法律程序，这些记者的律师也在全球范围内面临报复。 2023年其他调查发现: 监禁记者记录最差国 据年度调查的当日记录，中国（44名新闻工作者入狱），缅甸（43）和白俄罗斯（28）占到全球监禁记者总人数的逾三分之一（35.8%）。 中国监禁记者的数量常年位居世界前列。由于中国对媒体的严格审查，调查中国监禁新闻工作者的确切人数尤为困难，但近年来，北京对媒体的打压一直在加剧。2021年是CPJ进行年度调查以来，始有香港记者首次被关押的纪录。香港的逮捕发生于北京在大规模民主抗议活动之后实施了严苛的《国家安全法》。当时被拘留的记者仍然面临案件处理的持续延误，其中包括已经停刊的亲民主媒体《苹果日报》的创始人黎智英。黎智英在狱中度过近1100天后，才开始受国安法审，一旦被判有罪，他或面临终身监禁。 中国当局还扩大了反国家罪名的指控，以此拘留新闻工作者。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2023年的数据，五分之三涉及记者拘禁的新案件都是以包括从事间谍活动、煽动分裂主义或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发起指控。很多受到指控的记者是来自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北京一直被指对该地区主要是穆斯林的民族进行大规模拘禁以及严厉打压，犯有反人类罪行。在2023年，44名被监禁的记者中有19名是维吾尔族记者。 自2021年以来，缅甸和白俄罗斯的记者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也在急剧恶化。 在缅甸，自2021年2月军事政变后，该国的独立媒体机构就一直在遭受残酷打压，当时军政府迅速逮捕记者，关闭新闻机构，并迫使记者流亡。近三年后，记者仍是反国家罪法条的重点打击目标，该条款被广泛用来给“煽动行为”和“散布假新闻”定罪。去年5月，摄影记者Sai Zaw Thaike在报道缅甸西部致命气旋穆查所造成的后果时遭到逮捕，后因煽动叛乱罪被判处20年监禁，这是自军事政变以来记者遭遇的最长判刑。 在白俄罗斯，自2020年该国因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争议性连任而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以来，当局以其报道为由，关押了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其中的大多数人（71%）面临反国家罪名的指控，近半数的人被判五年或更长的刑期。 白俄罗斯当局以“极端主义”法律作为起诉记者最常见的手段，作为对其相关报道的报复。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2023年调查，七分之五新入狱的记者被指组建或参与极端组织，或协助极端活动。（CPJ还在调查另一名白俄罗斯记者是否也在面临类似的指控）。根据流亡的白俄罗斯记者协会，在过去的两年内，至少19家媒体机构被冠以“极端主义”的标签。 最新形势 根据2023年监禁记者数量排名，两个关键的变化是以色列和伊朗。截止12月1日，两国各至少关押了17名记者，并列全球第六位。 以色列曾多次登上CPJ的年度调查榜，但此次是自该调查在1992年发起后，巴勒斯坦记者被捕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以色列首次进入监禁记录最差国的前六。根据保护记者协会12月1日的记录，所有被以色列监禁的记者都是于10月7日以色列-加沙战争爆发后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领土被逮捕的。大多数人仍被行政拘留，從而允许以色列当局在没有控罪的情况下拘留嫌疑人，理由是当局怀疑嫌疑人计划在未来犯罪。 由于这些程序的封闭性，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研究人员难以了解记者所面临的指控，但有几位被拘记者的家人透露给CPJ，他们相信这些记者因社交媒体发帖而被监禁。（关于以色列监禁巴勒斯坦记者的更多信息，请阅读此处。） 总体而言，自战争爆发后，以色列已拘留了20多名新闻工作者，但那些于12月1日前获释或在此后遭到拘留的人员不包含在2023年调查数据中。（有关被拘留记者的最新数据，请参见此处。） 2022年，紧随着22岁的玛莎·阿米尼之死，伊朗女性发起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而针对抗议报道的打压使得伊朗被认定是那一年监禁记者数量最高的国家。去年，伊朗监禁记者的人数有所下降。2022年调查中在列的62名记者中，很多人已经获得保释，等待检控或判决。换而言之，2023年监禁人数虽然减少，但并不意味伊朗放松了对媒体的镇压。相反，面对呈上升趋势的有关女权的报道，当局选择打压知名女记者，以此杀鸡儆猴。 12月1日，17名在伊朗受到监禁的记者有8名是女性。 其中包括Niloofar Hamedi 和Elahe Mohammadi，她们是首批报道2022年9月阿米尼之死的记者。如今，她们因报道而受到反国家罪名的指控，分别被判处13年和12年徒刑。在被关押16个月后，两名女记者于2024年1月14日保释成功，得以离开监狱等待伊朗最高法院考虑两人的上诉。独立记者Vida Rabbani则在伊文监狱服刑，因有关抗议的报道，她面临总刑期为17年的两项判决。 俄罗斯也加大了对新闻自由的打击力度。随着2022年2月开始的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入侵，俄罗斯的独立媒体机构被连根拔起，莫斯科仍对海外工作的知名记者发出缺席逮捕令和缺席判决书，试图为国境之外的新闻报道活动进行定罪。 同时，俄罗斯关押的外国记者人数相对较高。根据调查记录，全球总共有17名非本国记者被监禁，其中12人于俄罗斯被关押。在此之中，两位（Evan Gershkovich 和 Alsu Kurmasheva）是美国公民，目前处于预审羁押阶段。10位来自乌克兰的记者包括五名克里米亚鞑靼人，这是克里米亚半岛占多数的穆斯林民族，该半岛于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这其中的四人因涉嫌恐怖主义被判处12至19年刑期。其中一人Amet Suleymanov患有多种健康问题，包括心脏、肺、胃以及关节疾病。 残酷和报复 在那些监禁记者记录最差的国家，监狱条件也非常恶劣。根据美国国务院于2023年初发布的各国人权报告，在中国、缅甸、白俄罗斯、俄罗斯以及越南等国，在监人员通常面临体罚和性侵犯，过分拥挤，食品和水短缺，以及医疗条件不足的问题。 2023年调查报告中的320名记者中，至少94人（近30%）已经存有健康问题。很多人无法获得药物或及时就诊，而他们的家人因担心亲属会遭遇报复，不愿公开发声。CPJ的研究发现，很多在狱记者被拒绝医疗请求，连药品，有时甚至包括取暖、热水和电力等基本生活保障也无法获得。 以越南记者Huynh Thuc Vy为例，她正因涉嫌损毁越南国旗在服两年零九个月的刑期。她的父亲Huynh Ngoc Tuan于2023年11月告诉 CPJ， Vy 患有三尖瓣反流的严重心脏疾病，需要药物治疗，但监狱不提供该药物，其家人没有能力购买药物并定期送至距家120英里的监狱。 同样在越南，狱警不再为Tran Hunyh Duy Thuc 提供热水，以阻止他食用在监狱食堂购买的方便面。Thuc因“旨在推翻政府的活动”而被判处16年徒刑，获释后还要服5年的软禁。他多次绝食抗议监狱的恶劣条件，并于去年九月拒绝进食监狱食物，以此抗议不公平的食品配给。 Thuc的家人表示，Thuc于2017年患上眼疾。此前，他的昏暗牢房经常遭狱警断电，狱警拒绝转交其家人提供的由干电池供电的手电筒，理由是囚犯禁止使用电子设备。 在俄罗斯，乌克兰独立记者Iryna Danylovych正在服六年零十一个月的刑期，即便她失去了左耳的听力，并且头痛难忍，但仍无法得到医治。“Irina濒临崩溃，”…
被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又创新高
2021年，全球被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又创新高。遍布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专制政权采用新技术和安全法严厉镇压独立媒体。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编辑主任Arlene Getz 特别报道。 2021年12月9日发布 纽约 对新闻自由捍卫者来说，今年是尤为艰苦的一年。保护记者委员会（CPJ）2021年监禁调查报告显示，全球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创下了293人的历史新高，打破了2020年280人（经修订）的记录。今年至少有24名记者殉职，另有18名记者死因不明，无法确定他们是否遭到有针对性的报复。 中国连续第三年成为全球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共有50名记者身陷囹圄。在2月1日军事政变引发的媒体镇压事件后，缅甸飙升至监禁名单第二。埃及、越南和白俄罗斯次之。 今年是CPJ年度调查连续第六年记录狱中记者总数超过250人，该人数不断攀升的原因因国而异，但都反映了一个明显的趋势：各国越来越不容忍独立报道。胆大妄为的独裁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愈发无视正当的法律程序和国际规范。在各国受新冠疫情严重干扰并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等迫在眉睫的问题的当下，专制政府显然察觉到公众对侵犯人权事件的反应变得迟钝，以及民主政府对政治或经济制裁的兴趣明显减弱。 诚然，有一些国家出乎意料地逆转了大量囚禁记者的趋势。土耳其曾是全球监禁记者记录最糟糕的国家，在去年释放20名记者后，今年仍有18人被关押，在CPJ的年度监禁名单中排名第六。沙特阿拉伯释放了10名记者，仍有14人在狱中；今年的调查没有发现新增记录，表明该国不再是全球前五监禁大国。 然而，如果只将狱中记者人数的减少视为某国对媒体态度的好转显然太天真。正如CPJ指出，土耳其在2016年政变未遂后的镇压行动有效拔除了该国的主流媒体，并迫使众多记者离开新闻行业。土耳其的入狱记者人数下降还是因为政府允许更多记者假释等待审判或上诉结果。 在沙特阿拉伯，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2018年被残忍谋杀并分尸一案以及2019年几起新拘捕事件或使许多记者噤若寒蝉，其恐吓效果或比任何新一波逮捕更为有力。此外，独裁领袖加强利用先进手段来阻碍独立记者和媒体的工作，特别是互联网断网和通过高科技间谍软件加强监视，减少了逮捕记者的需要。 中国监禁新闻工作者势头不减。不同的是，今年CPJ的年度调查首次发现有记者在香港入狱，这是香港历史性的民主示威活动后被强制实施的严法2020年《国家安全法》导致的结果。 包括《苹果日报》和壹传媒的创办人、2021年CPJ伊菲尔新闻自由奖（Gwen Ifill Press Freedom Award）获得者黎智英在内的八名香港媒体人物被监禁，使香港早已四面楚歌的独立媒体再受重创。狱中新闻工作者或面临终身监禁。 在中国大陆，许多人面临着一连串不明不白的奥威尔式指控。自由视频记者张展在2020年5月因报道批判中国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不当而被捕，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判四年有期徒刑，该罪名常常被强加于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批评的人士身上。其他人则被指控为“双面人”，该词无任何法律依据，隐含了对中共的暗中反对，常常被用来控诉新疆维吾尔族记者。 中国还不放过非媒体从业人士，逮捕了涉嫌向《大纪元时报》发送资料的11人。《大纪元时报》是隶属于法轮功精神组织的一家媒体公司。因该报称其非新闻工作者，被捕的11人未被列入CPJ的年度监禁名单。然而，他们所受的监禁反映了中国意图遏杀媒体话语的决心。 缅甸截至2020年12月1日没有记者入狱，但在今年军方政变后的媒体镇压活动中逮捕了26名记者，而事实比该数字显示的还要可怕。许多新闻工作者，包括美国记者丹尼·芬斯特（Danny Fenster ）在入狱数月后、CPJ调查之前获释。根据CPJ的调查，可能还有其他被拘留的记者身份尚未确定。此外，人数未知的一群记者已转入地下或流亡；他们的离开对独立媒体在被罢黜政府掌权期间取得的成果是一记重击。 埃及排在缅甸之后，成为全球监禁记者记录第三的国家，2021年共有25名新闻工作者被关押。尽管该数字较去年有所降低，但该国持续监禁记者的现象标志着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政府公然无视本国法律的惯常行为。 埃及当局常常规避限制囚犯的审前拘留期在两年之内的法规，通过提出额外指控来延长该期限。另外，他们还为服刑期满的狱中人士开出释放的条件。 例如，埃及摄影记者、CPJ国际新闻自由奖获得者马哈茂德·阿布·扎伊德（Mahmoud Abou Zeid），又称肖坎（Shawkan），自2019年3月4日从托拉监狱获释以来，每晚都在拘留所过夜。他被以“警方监视”的条件获释后，必须在接下来五年内每晚去警察局报到。到目前为止，警察每天都命令他在局里的牢房过夜。肖坎还被禁止管理他的金融资产和房产五年。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新闻自由面临的最大的阻碍来自埃塞俄比亚。阿比·艾哈迈德（Abiy Ahmed）在2018年前所未有的改革时代成为总理，他领导的国家却在2021年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仅次于厄立特里亚的第二大记者监禁国。 自从去年联邦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PLF）领导的部队爆发内战以来，该国有无数新闻工作者被捕。截至12月1日，仍有九名记者被关押。随着冲突升级以及政府实施严厉的紧急状态法，六名记者于11月被捕。CPJ今年记录了其他多起侵犯新闻自由的案例。 与此同时，白俄罗斯领导人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使用令人发指的极端措施，迫使瑞安航空公司的一架民用航班改道，逮捕了机上的记者罗曼·普罗塔谢维奇（Raman Pratasevich），显示了他对公众舆论视若无睹，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身权力。 白俄罗斯目前有19名记者被监禁，高于去年的10名，也是自CPJ从1992年开始年度调查以来该国的最高数据。 被捕记者中包括独立体育新闻网站Tribuna 的记者阿利阿克桑德·伊夫林（Aliaksandr Ivulin）。伊夫林因被指控违反公共秩序而面临长达四年的牢狱之灾，而他的一名粉丝因其在伊夫林的本地足球俱乐部的一场比赛中穿着标有25号的俱乐部球衣，竟然也被判处14天监禁，因为25号是伊夫林为该俱乐部效力时所用的号码。 在言论自由环境严峻的一年里，这种偏狭的控制令人难以抱持乐观的态度，监禁记者人数恐怕还会持续创新高。 其他调查发现： · 截至2021年12月1日，CPJ记录了19名记者因遭报复性谋杀而殉职，该数字在2020年为22人。今年还有三名记者在冲突地区进行报道时遇难，另有两人在报道抗议或街头冲突时因形势升级而殉职。 · 墨西哥仍是西半球记者殉职人数最多的国家。今年有三名记者因遭报复性谋杀而殉职。CPJ正在调查其他六起记者遇害案，以确定他们是否殉职。 · 印度有四名记者被证实因遭报复性谋杀而殉职，该人数为世界之最。第五名殉职记者则在报道抗议活动时遇害。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