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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lene Getz 撰稿 保护记者委员会2023年度调查发现，自10月7日以色列-加沙战争爆发，以色列正在成为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之一。以色列的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排名全球第六（和伊朗持平）前五位分别是中国，缅甸，白俄罗斯，俄罗斯和越南。 截至2023年12月1日，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记录，共有320名记者失去人身自由。自1992年CPJ开始年度调查以来，这个数字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指向了令人不安的现实：根深蒂固的极权主义以及政府扼杀独立媒体的决心。有些政府采取更极端的措施，实施跨境镇压以威吓及骚扰不在其国界之内的记者。莫斯科的恐吓手段包括对旅居他国的俄罗斯记者发布一系列逮捕令；埃塞俄比亚迫使一名流亡记者回国面对恐怖主义的指控，此前该记者在邻国吉布提共和国遭到逮捕。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研究还显示，调查报告中列出的超过65%的记者（209人）正面临反国家罪的指控，因其批评性报道，他们被指散布假新闻和进行恐怖主义活动。在66个案例中，被拘留者仍未被告知他们面临的指控。他们经常面对非必要的残酷监禁条件，当局常常延长他们被提起检控以及庭审之前的拘留时间，扰乱正常法律程序，这些记者的律师也在全球范围内面临报复。 2023年其他调查发现: 监禁记者记录最差国 据年度调查的当日记录，中国（44名新闻工作者入狱），缅甸（43）和白俄罗斯（28）占到全球监禁记者总人数的逾三分之一（35.8%）。 中国监禁记者的数量常年位居世界前列。由于中国对媒体的严格审查，调查中国监禁新闻工作者的确切人数尤为困难，但近年来，北京对媒体的打压一直在加剧。2021年是CPJ进行年度调查以来，始有香港记者首次被关押的纪录。香港的逮捕发生于北京在大规模民主抗议活动之后实施了严苛的《国家安全法》。当时被拘留的记者仍然面临案件处理的持续延误，其中包括已经停刊的亲民主媒体《苹果日报》的创始人黎智英。黎智英在狱中度过近1100天后，才开始受国安法审，一旦被判有罪，他或面临终身监禁。 中国当局还扩大了反国家罪名的指控，以此拘留新闻工作者。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2023年的数据，五分之三涉及记者拘禁的新案件都是以包括从事间谍活动、煽动分裂主义或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发起指控。很多受到指控的记者是来自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北京一直被指对该地区主要是穆斯林的民族进行大规模拘禁以及严厉打压，犯有反人类罪行。在2023年，44名被监禁的记者中有19名是维吾尔族记者。 自2021年以来，缅甸和白俄罗斯的记者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也在急剧恶化。 在缅甸，自2021年2月军事政变后，该国的独立媒体机构就一直在遭受残酷打压，当时军政府迅速逮捕记者，关闭新闻机构，并迫使记者流亡。近三年后，记者仍是反国家罪法条的重点打击目标，该条款被广泛用来给“煽动行为”和“散布假新闻”定罪。去年5月，摄影记者Sai Zaw Thaike在报道缅甸西部致命气旋穆查所造成的后果时遭到逮捕，后因煽动叛乱罪被判处20年监禁，这是自军事政变以来记者遭遇的最长判刑。 在白俄罗斯，自2020年该国因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争议性连任而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以来，当局以其报道为由，关押了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其中的大多数人（71%）面临反国家罪名的指控，近半数的人被判五年或更长的刑期。 白俄罗斯当局以“极端主义”法律作为起诉记者最常见的手段，作为对其相关报道的报复。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2023年调查，七分之五新入狱的记者被指组建或参与极端组织，或协助极端活动。（CPJ还在调查另一名白俄罗斯记者是否也在面临类似的指控）。根据流亡的白俄罗斯记者协会，在过去的两年内，至少19家媒体机构被冠以“极端主义”的标签。 最新形势 根据2023年监禁记者数量排名，两个关键的变化是以色列和伊朗。截止12月1日，两国各至少关押了17名记者，并列全球第六位。 以色列曾多次登上CPJ的年度调查榜，但此次是自该调查在1992年发起后，巴勒斯坦记者被捕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以色列首次进入监禁记录最差国的前六。根据保护记者协会12月1日的记录，所有被以色列监禁的记者都是于10月7日以色列-加沙战争爆发后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领土被逮捕的。大多数人仍被行政拘留，從而允许以色列当局在没有控罪的情况下拘留嫌疑人，理由是当局怀疑嫌疑人计划在未来犯罪。 由于这些程序的封闭性，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研究人员难以了解记者所面临的指控，但有几位被拘记者的家人透露给CPJ，他们相信这些记者因社交媒体发帖而被监禁。（关于以色列监禁巴勒斯坦记者的更多信息，请阅读此处。） 总体而言，自战争爆发后，以色列已拘留了20多名新闻工作者，但那些于12月1日前获释或在此后遭到拘留的人员不包含在2023年调查数据中。（有关被拘留记者的最新数据，请参见此处。） 2022年，紧随着22岁的玛莎·阿米尼之死，伊朗女性发起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而针对抗议报道的打压使得伊朗被认定是那一年监禁记者数量最高的国家。去年，伊朗监禁记者的人数有所下降。2022年调查中在列的62名记者中，很多人已经获得保释，等待检控或判决。换而言之，2023年监禁人数虽然减少，但并不意味伊朗放松了对媒体的镇压。相反，面对呈上升趋势的有关女权的报道，当局选择打压知名女记者，以此杀鸡儆猴。 12月1日，17名在伊朗受到监禁的记者有8名是女性。 其中包括Niloofar Hamedi 和Elahe Mohammadi，她们是首批报道2022年9月阿米尼之死的记者。如今，她们因报道而受到反国家罪名的指控，分别被判处13年和12年徒刑。在被关押16个月后，两名女记者于2024年1月14日保释成功，得以离开监狱等待伊朗最高法院考虑两人的上诉。独立记者Vida Rabbani则在伊文监狱服刑，因有关抗议的报道，她面临总刑期为17年的两项判决。 俄罗斯也加大了对新闻自由的打击力度。随着2022年2月开始的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入侵，俄罗斯的独立媒体机构被连根拔起，莫斯科仍对海外工作的知名记者发出缺席逮捕令和缺席判决书，试图为国境之外的新闻报道活动进行定罪。 同时，俄罗斯关押的外国记者人数相对较高。根据调查记录，全球总共有17名非本国记者被监禁，其中12人于俄罗斯被关押。在此之中，两位（Evan Gershkovich 和 Alsu Kurmasheva）是美国公民，目前处于预审羁押阶段。10位来自乌克兰的记者包括五名克里米亚鞑靼人，这是克里米亚半岛占多数的穆斯林民族，该半岛于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这其中的四人因涉嫌恐怖主义被判处12至19年刑期。其中一人Amet Suleymanov患有多种健康问题，包括心脏、肺、胃以及关节疾病。 残酷和报复  在那些监禁记者记录最差的国家，监狱条件也非常恶劣。根据美国国务院于2023年初发布的各国人权报告，在中国、缅甸、白俄罗斯、俄罗斯以及越南等国，在监人员通常面临体罚和性侵犯，过分拥挤，食品和水短缺，以及医疗条件不足的问题。 2023年调查报告中的320名记者中，至少94人（近30%）已经存有健康问题。很多人无法获得药物或及时就诊，而他们的家人因担心亲属会遭遇报复，不愿公开发声。CPJ的研究发现，很多在狱记者被拒绝医疗请求，连药品，有时甚至包括取暖、热水和电力等基本生活保障也无法获得。 以越南记者Huynh Thuc Vy为例，她正因涉嫌损毁越南国旗在服两年零九个月的刑期。她的父亲Huynh Ngoc Tuan于2023年11月告诉 CPJ， Vy 患有三尖瓣反流的严重心脏疾病，需要药物治疗，但监狱不提供该药物，其家人没有能力购买药物并定期送至距家120英里的监狱。 同样在越南，狱警不再为Tran Hunyh Duy Thuc 提供热水，以阻止他食用在监狱食堂购买的方便面。Thuc因“旨在推翻政府的活动”而被判处16年徒刑，获释后还要服5年的软禁。他多次绝食抗议监狱的恶劣条件，并于去年九月拒绝进食监狱食物，以此抗议不公平的食品配给。 Thuc的家人表示，Thuc于2017年患上眼疾。此前，他的昏暗牢房经常遭狱警断电，狱警拒绝转交其家人提供的由干电池供电的手电筒，理由是囚犯禁止使用电子设备。 在俄罗斯，乌克兰独立记者Iryna Danylovych正在服六年零十一个月的刑期，即便她失去了左耳的听力，并且头痛难忍，但仍无法得到医治。“Irina濒临崩溃，”…

2022年，全球被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再创新高。在这充满冲突和压迫的一年，独裁领导人变本加厉地惩罚独立报道并将其定罪，采取愈发残酷的手段来压制异议，破坏新闻自由。 2022年12月14日发布 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编辑主任Arlene Getz撰稿 监禁记录最差国 | 区域镇压 | 调查方法 今年，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又创新高。保护记者委员会年度调查发现，截至2022年12月1日，共有363名记者失去人身自由，这一新的全球记录比去年高出20%，标志着日益恶化的媒体环境迎来又一个寒冬。 今年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前五个国家分别是伊朗、中国、缅甸、土耳其和白俄罗斯。极权政府变本加厉地压制媒体，背后的一个关键动因是，它们试图掩盖民众在全球面临新冠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造成的经济后果下强烈不满情绪。 在伊朗， 22岁库尔德女子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因涉嫌违反伊朗头巾法被捕，在拘留期间死亡，引发了大规模抗议。约有14000名伊朗民众在镇压抗议期间被捕，其中包括数十名记者。自9月以来，示威活动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地，抗议者大声疾呼妇女权利，进而要求罢工并推翻伊朗领导人。当局监禁了大量女记者，数量之多创下纪录——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被捕的49人中有22人是女性——反映出她们在报道这场由妇女领导的起义中所发挥的突出作用。 在中国，当局在最近针对政府清零政策的抗议活动中加强了网络审查。据报道，几名记者在报道示威活动时被短暂拘留。 CPJ的数据还强调了另外一个主题：对少数族裔的持续压迫。 在伊朗，库尔德人首当其冲受到伊朗政府针对抗议活动实施的报复，至少有九名库尔德新闻工作者被关押。在土耳其，当局逮捕了25名库尔德新闻工作者，他们或供职于Mezopotamya新闻通讯社（一家全女性JINNEWS媒体机构），或供职于为欧洲库尔德媒体机构创造内容的制作公司。在伊拉克，出现在今年监禁名单中的三名记者都被关押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在中国，许多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北京当局因大规模拘留和严厉镇压该地区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而被指控犯有危害人类罪。 监禁新闻工作者只是专制领导人试图扼杀新闻自由的一种方式。各国政府正在发明不同的策略，例如出台“假新闻”法以及利用刑事诽谤和措辞含糊的立法将新闻报道定罪。它们无视法律规则，滥用司法体系，并利用技术来监视新闻工作者和他们的家庭。 从俄罗斯到尼加拉瓜再到阿富汗等国家，随着新闻工作者流亡国外或被迫进行自我审查，独立媒体机构已经遭到重创。虽然各国镇压手段各异，CPJ调查报告中记录的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点：官方的残忍和报复行为。 在中国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新闻工作者刑满后仍被关押是常态。其他国家则随意做出残酷的行径。例如，越南记者范端庄（Pham Doan Trang）因进行反政府宣传而被判处九年徒刑。她从河内被转移到距离她家人900多英里的偏远监狱——这是阻止定期探监的常见策略。 在白俄罗斯，Belsat电视台记者Katsiaryna Andreyeva是因报道针对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全国性抗议活动而被拘留的几十名记者之一。她在即将服满两年刑期时突然被法院以  “泄露国家机密” 的罪名又被判处八年监禁。  在土耳其，宪法法院下令对被判无期徒刑的Hatice Duman进行重审（她已服刑20年）。该记者本月告诉伊斯坦布尔的一家法院，监狱官员在重审前几周没收了她的法律文件和笔记，从而侵犯了她准备辩护的权利。(Duman早前在接受CPJ采访时说她的书桌、书籍、日记，甚至白纸等私人物品也在牢房突袭中被拿走）。  其他要点： 监禁记录最差国 #1：伊朗  阿米尼死后，伊朗对大规模抗议活动进行了镇压。截至12月1日，至少有62名新闻工作者入狱。若在示威活动开始后被拘留的另外21名新闻工作者未在此日期前被保释出来，这个数字还会更高。 今年在伊朗被拘留的女性记者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在2009年颇有争议的总统选举后的几年里，伊朗监禁新闻工作者的人数曾创下纪录，最高在2012年达到47人，其中只有四名是女性。 相比之下，今年的监禁名单中有24名女性在列，其中22人在抗议活动开始后被捕。   消息人士告诉CPJ，今年的逮捕行动中出现一种模式：警察在黎明前突袭记者住所，没收他们的设备，甚至殴打被拘留者。通常，记者的报道也随之消失，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要么被政府关闭，要么被担心遭到报复的记者们提前删除（在一个政府控制多数媒体的国家里，社交媒体是关键的发言平台）。 伊朗今年共有62名记者入狱，是CPJ 30年来调查发现的该国的最高记录，轻松超过了伊朗在2009年颇有争议的选举之后创造的监禁记录。 #2： 中国 由于中国对媒体的严格审查，以及在政府密切监视人民的国家发表言论的恐惧，调查中国监禁新闻工作者的确切人数尤为困难。在此背景下，已知在中国入狱的新闻工作者人数略有下降（从2021年的48人下降至2022年的43人）不应被看成中国对独立报道的打压有任何缓解。 在因受模糊指控而服重刑的新闻工作者中，维吾尔族人占了很大一部分。其中，Omerjan Hasan因出版新疆地区的非官方历史而服刑15年。Ilham Weli, Juret Haji, Mentimin Obul, 和 Mirkamil Ablimit因被指控为两面人（中国当局经常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认为公开支持但暗中反对政府政策的人），自2018年以来一直被关押。同样自2018年以来被拘留的编辑 Memetjan Abliz Boriyar则被控批准发行一些后来才被中国当局禁止的书籍。另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是，一群曾为新疆新闻网站Uighurbiz创始人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他已被终身监禁）工作的学生据信已经服满刑期却未被释放，而是被转移到了所谓的 “再教育营”。 …

Steven Butler/CPJ亚洲项目协调员 2021年对香港来说是一个悲哀的里程碑。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新闻工作者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在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的年度监禁报告中，该报告列出了全球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不法监禁的记者名单。香港今年共有八名记者入狱，而去年该记录为零。 大约50年前，我以学生的身份第一次访问香港，并在几年后回到那里为我的博士论文进行调查研究。之后，我以记者的身份多次前往香港，包括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前和之后。而最近的一次，我以CPJ新闻自由倡导者的身份拜访香港。 若我总结说“香港多年来发生了变化”，则太过轻描淡写。 压制香港新闻自由并不是从2021年开始的。虽然香港从未参与过完全的民主选举，他们在过去几十年来曾享有不受约束的新闻自由和法治，使香港成为富有吸引力的繁华商业和金融中心。殖民时期的反共报刊有著名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和中文报纸《明报》等，而左派刊物则包括亲共的《大公报》和《文汇报》。考虑到当地的自由和便利，许多国际新闻机构都在香港设立了分社总部。不论是香港的活力、美食、环境，还是富有独创精神和壮志雄心的市民都让人难以抗拒。 根据一份CPJ报告的记录，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明确表述了13年后香港回归中国的决定。不论民意如何，这都奠定了“中共迫近”的基调，而危机果然接踵而至。即便是在交接之前，反共报刊已经逐渐收敛。交接之后，这一趋势愈演愈烈，偶有新闻工作者因其对中国或香港政府持批评意见而受到人身攻击。在2019年声势浩大的民主示威活动中，警察频繁袭击记者。 当然，在多数港媒亦步亦趋地对中国服软时，有一个明显的例外：《苹果日报》和壹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黎智英因其“在推动新闻自由事业上取得的非凡和持续的成就”，荣获今年CPJ 伊菲尔新闻自由奖（Gwen Ifill Press Freedom Award）。如今，他因顽强拒绝随波逐流，继续在《苹果日报》上公开支持亲民主的反共社论而锒铛入狱，或被判终身监禁。他的六名资深同事以及独立网络广播电台D100的一名评论员也被捕入狱。《苹果日报》和壹传媒已被迫停业。 中国政府与黎智英的宿怨始于1990年代。当时，黎智英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暗示强硬的中国总理李鹏“扑街”后，被迫出售他的服装公司在大陆的所有业务，而那是他最早的财富来源。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苹果日报》受到显然是由中国策划的广告抵制，并在之后变本加厉。《苹果日报》办公室，黎智英的家和报社员工都遭受了各种袭击。 黎智英在2019年接受CPJ采访时说：“记者的权利正在被剥夺。我们曾是森林里的鸟，现在正被打入牢笼。”一语成谶。 在史无前例的民主示威活动席卷香港后，中国于2020年7月1日强制实施了严厉的《国家安全法》，黎智英和其他多人已被指控。虽然黎智英和他的同事们受关注度最高，但是新法如乌云笼罩了整个港媒（参见CPJ的调查报告）。 独立的香港记者协会已经遭受了来自政府和亲共媒体的一系列攻击，包括收到来自当局的暗示，称香港记协或已违反《国家安全法》。11月5日，香港外国记者会发布会员问卷调查显示，83.8%的会员认为记者的工作环境已经恶化，71%的会员对自己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捕表示轻微或高度担忧。可悲的是，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不出所料在一份威胁声明中抨击香港外国记者会“抹黑香港新闻自由，鼓吹‘寒蝉效应’，干预香港事务。” 这并不表明阵地全部失守，仍有一些幸存的新闻机构和国际媒体在香港进行出色的报道。但是，什么内容是可以报道和什么内容是不可以报道之间的那条界线前所未有地模糊。 作为CPJ在香港和中国问题上的主要发言人，我一直对中国和香港政府进行直言不讳地批评。鉴于中国劫持外国人质的记录，以及香港《国家安全法》不断演变的应用，我将来还能毫无顾虑地回到那个我多年来热爱的地方吗？我不知道。  

2021年，全球被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又创新高。遍布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专制政权采用新技术和安全法严厉镇压独立媒体。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编辑主任Arlene Getz 特别报道。 2021年12月9日发布 纽约 对新闻自由捍卫者来说，今年是尤为艰苦的一年。保护记者委员会（CPJ）2021年监禁调查报告显示，全球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创下了293人的历史新高，打破了2020年280人（经修订）的记录。今年至少有24名记者殉职，另有18名记者死因不明，无法确定他们是否遭到有针对性的报复。   中国连续第三年成为全球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共有50名记者身陷囹圄。在2月1日军事政变引发的媒体镇压事件后，缅甸飙升至监禁名单第二。埃及、越南和白俄罗斯次之。 今年是CPJ年度调查连续第六年记录狱中记者总数超过250人，该人数不断攀升的原因因国而异，但都反映了一个明显的趋势：各国越来越不容忍独立报道。胆大妄为的独裁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愈发无视正当的法律程序和国际规范。在各国受新冠疫情严重干扰并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等迫在眉睫的问题的当下，专制政府显然察觉到公众对侵犯人权事件的反应变得迟钝，以及民主政府对政治或经济制裁的兴趣明显减弱。  诚然，有一些国家出乎意料地逆转了大量囚禁记者的趋势。土耳其曾是全球监禁记者记录最糟糕的国家，在去年释放20名记者后，今年仍有18人被关押，在CPJ的年度监禁名单中排名第六。沙特阿拉伯释放了10名记者，仍有14人在狱中；今年的调查没有发现新增记录，表明该国不再是全球前五监禁大国。 然而，如果只将狱中记者人数的减少视为某国对媒体态度的好转显然太天真。正如CPJ指出，土耳其在2016年政变未遂后的镇压行动有效拔除了该国的主流媒体，并迫使众多记者离开新闻行业。土耳其的入狱记者人数下降还是因为政府允许更多记者假释等待审判或上诉结果。 在沙特阿拉伯，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2018年被残忍谋杀并分尸一案以及2019年几起新拘捕事件或使许多记者噤若寒蝉，其恐吓效果或比任何新一波逮捕更为有力。此外，独裁领袖加强利用先进手段来阻碍独立记者和媒体的工作，特别是互联网断网和通过高科技间谍软件加强监视，减少了逮捕记者的需要。  中国监禁新闻工作者势头不减。不同的是，今年CPJ的年度调查首次发现有记者在香港入狱，这是香港历史性的民主示威活动后被强制实施的严法2020年《国家安全法》导致的结果。  包括《苹果日报》和壹传媒的创办人、2021年CPJ伊菲尔新闻自由奖（Gwen Ifill Press Freedom Award）获得者黎智英在内的八名香港媒体人物被监禁，使香港早已四面楚歌的独立媒体再受重创。狱中新闻工作者或面临终身监禁。 在中国大陆，许多人面临着一连串不明不白的奥威尔式指控。自由视频记者张展在2020年5月因报道批判中国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不当而被捕，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判四年有期徒刑，该罪名常常被强加于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批评的人士身上。其他人则被指控为“双面人”，该词无任何法律依据，隐含了对中共的暗中反对，常常被用来控诉新疆维吾尔族记者。 中国还不放过非媒体从业人士，逮捕了涉嫌向《大纪元时报》发送资料的11人。《大纪元时报》是隶属于法轮功精神组织的一家媒体公司。因该报称其非新闻工作者，被捕的11人未被列入CPJ的年度监禁名单。然而，他们所受的监禁反映了中国意图遏杀媒体话语的决心。 缅甸截至2020年12月1日没有记者入狱，但在今年军方政变后的媒体镇压活动中逮捕了26名记者，而事实比该数字显示的还要可怕。许多新闻工作者，包括美国记者丹尼·芬斯特（Danny Fenster ）在入狱数月后、CPJ调查之前获释。根据CPJ的调查，可能还有其他被拘留的记者身份尚未确定。此外，人数未知的一群记者已转入地下或流亡；他们的离开对独立媒体在被罢黜政府掌权期间取得的成果是一记重击。 埃及排在缅甸之后，成为全球监禁记者记录第三的国家，2021年共有25名新闻工作者被关押。尽管该数字较去年有所降低，但该国持续监禁记者的现象标志着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政府公然无视本国法律的惯常行为。  埃及当局常常规避限制囚犯的审前拘留期在两年之内的法规，通过提出额外指控来延长该期限。另外，他们还为服刑期满的狱中人士开出释放的条件。 例如，埃及摄影记者、CPJ国际新闻自由奖获得者马哈茂德·阿布·扎伊德（Mahmoud Abou Zeid），又称肖坎（Shawkan），自2019年3月4日从托拉监狱获释以来，每晚都在拘留所过夜。他被以“警方监视”的条件获释后，必须在接下来五年内每晚去警察局报到。到目前为止，警察每天都命令他在局里的牢房过夜。肖坎还被禁止管理他的金融资产和房产五年。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新闻自由面临的最大的阻碍来自埃塞俄比亚。阿比·艾哈迈德（Abiy Ahmed）在2018年前所未有的改革时代成为总理，他领导的国家却在2021年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仅次于厄立特里亚的第二大记者监禁国。 自从去年联邦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PLF）领导的部队爆发内战以来，该国有无数新闻工作者被捕。截至12月1日，仍有九名记者被关押。随着冲突升级以及政府实施严厉的紧急状态法，六名记者于11月被捕。CPJ今年记录了其他多起侵犯新闻自由的案例。   与此同时，白俄罗斯领导人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使用令人发指的极端措施，迫使瑞安航空公司的一架民用航班改道，逮捕了机上的记者罗曼·普罗塔谢维奇（Raman Pratasevich），显示了他对公众舆论视若无睹，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身权力。 白俄罗斯目前有19名记者被监禁，高于去年的10名，也是自CPJ从1992年开始年度调查以来该国的最高数据。 被捕记者中包括独立体育新闻网站Tribuna 的记者阿利阿克桑德·伊夫林（Aliaksandr Ivulin）。伊夫林因被指控违反公共秩序而面临长达四年的牢狱之灾，而他的一名粉丝因其在伊夫林的本地足球俱乐部的一场比赛中穿着标有25号的俱乐部球衣，竟然也被判处14天监禁，因为25号是伊夫林为该俱乐部效力时所用的号码。 在言论自由环境严峻的一年里，这种偏狭的控制令人难以抱持乐观的态度，监禁记者人数恐怕还会持续创新高。 其他调查发现： ·      截至2021年12月1日，CPJ记录了19名记者因遭报复性谋杀而殉职，该数字在2020年为22人。今年还有三名记者在冲突地区进行报道时遇难，另有两人在报道抗议或街头冲突时因形势升级而殉职。 ·      墨西哥仍是西半球记者殉职人数最多的国家。今年有三名记者因遭报复性谋杀而殉职。CPJ正在调查其他六起记者遇害案，以确定他们是否殉职。 ·      印度有四名记者被证实因遭报复性谋杀而殉职，该人数为世界之最。第五名殉职记者则在报道抗议活动时遇害。 · …

根据新闻报道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报告，自从2019年12月首例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武汉被记录以来，该病毒迅速在中国大陆传播，并扩散到全球至少27个国家和地区。2020年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新冠病毒疫情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点击此处查看WHO发布的全球病例分布图。

瞭解中國干預媒體的企圖是捍衛新聞自由的第一步，而香港和台灣站在了新聞自由保衛戰的最前綫。在政治環境兩極分化的香港，新聞工作者面臨來自多方的壓力，獨立媒體機構努力抵制親北京勢力對其施加的強烈影響；台灣必須設法保障社會開放和新聞自由，抵抗資源充足、科技實力雄厚的勁敵北京。保護記者委員會特別報道。

瞭解中國干預媒體的企圖是捍衛新聞自由的第一步，而香港和台灣站在了新聞自由保衛戰的最前綫。在政治環境兩極分化的香港，新聞工作者面臨來自多方的壓力，獨立媒體機構努力抵制親北京勢力對其施加的強烈影響；台灣必須設法保障社會開放和新聞自由，抵抗資源充足、科技實力雄厚的勁敵北京。保護記者委員會特別報道。

2019年，随着战事的平息以及遭报复性谋杀的记者人数创下历史新低，全球殉职记者总数骤降。保护记者委员会（CPJ）埃兰娜·拜泽尔（Elana Beiser）特别报道 2019年12月17日 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