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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lene Getz 撰稿 保护记者委员会2023年度调查发现，自10月7日以色列-加沙战争爆发，以色列正在成为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之一。以色列的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排名全球第六（和伊朗持平）前五位分别是中国，缅甸，白俄罗斯，俄罗斯和越南。 截至2023年12月1日，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记录，共有320名记者失去人身自由。自1992年CPJ开始年度调查以来，这个数字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指向了令人不安的现实：根深蒂固的极权主义以及政府扼杀独立媒体的决心。有些政府采取更极端的措施，实施跨境镇压以威吓及骚扰不在其国界之内的记者。莫斯科的恐吓手段包括对旅居他国的俄罗斯记者发布一系列逮捕令；埃塞俄比亚迫使一名流亡记者回国面对恐怖主义的指控，此前该记者在邻国吉布提共和国遭到逮捕。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研究还显示，调查报告中列出的超过65%的记者（209人）正面临反国家罪的指控，因其批评性报道，他们被指散布假新闻和进行恐怖主义活动。在66个案例中，被拘留者仍未被告知他们面临的指控。他们经常面对非必要的残酷监禁条件，当局常常延长他们被提起检控以及庭审之前的拘留时间，扰乱正常法律程序，这些记者的律师也在全球范围内面临报复。 2023年其他调查发现: 监禁记者记录最差国 据年度调查的当日记录，中国（44名新闻工作者入狱），缅甸（43）和白俄罗斯（28）占到全球监禁记者总人数的逾三分之一（35.8%）。 中国监禁记者的数量常年位居世界前列。由于中国对媒体的严格审查，调查中国监禁新闻工作者的确切人数尤为困难，但近年来，北京对媒体的打压一直在加剧。2021年是CPJ进行年度调查以来，始有香港记者首次被关押的纪录。香港的逮捕发生于北京在大规模民主抗议活动之后实施了严苛的《国家安全法》。当时被拘留的记者仍然面临案件处理的持续延误，其中包括已经停刊的亲民主媒体《苹果日报》的创始人黎智英。黎智英在狱中度过近1100天后，才开始受国安法审，一旦被判有罪，他或面临终身监禁。 中国当局还扩大了反国家罪名的指控，以此拘留新闻工作者。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2023年的数据，五分之三涉及记者拘禁的新案件都是以包括从事间谍活动、煽动分裂主义或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发起指控。很多受到指控的记者是来自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北京一直被指对该地区主要是穆斯林的民族进行大规模拘禁以及严厉打压，犯有反人类罪行。在2023年，44名被监禁的记者中有19名是维吾尔族记者。 自2021年以来，缅甸和白俄罗斯的记者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也在急剧恶化。 在缅甸，自2021年2月军事政变后，该国的独立媒体机构就一直在遭受残酷打压，当时军政府迅速逮捕记者，关闭新闻机构，并迫使记者流亡。近三年后，记者仍是反国家罪法条的重点打击目标，该条款被广泛用来给“煽动行为”和“散布假新闻”定罪。去年5月，摄影记者Sai Zaw Thaike在报道缅甸西部致命气旋穆查所造成的后果时遭到逮捕，后因煽动叛乱罪被判处20年监禁，这是自军事政变以来记者遭遇的最长判刑。 在白俄罗斯，自2020年该国因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争议性连任而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以来，当局以其报道为由，关押了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其中的大多数人（71%）面临反国家罪名的指控，近半数的人被判五年或更长的刑期。 白俄罗斯当局以“极端主义”法律作为起诉记者最常见的手段，作为对其相关报道的报复。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2023年调查，七分之五新入狱的记者被指组建或参与极端组织，或协助极端活动。（CPJ还在调查另一名白俄罗斯记者是否也在面临类似的指控）。根据流亡的白俄罗斯记者协会，在过去的两年内，至少19家媒体机构被冠以“极端主义”的标签。 最新形势 根据2023年监禁记者数量排名，两个关键的变化是以色列和伊朗。截止12月1日，两国各至少关押了17名记者，并列全球第六位。 以色列曾多次登上CPJ的年度调查榜，但此次是自该调查在1992年发起后，巴勒斯坦记者被捕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以色列首次进入监禁记录最差国的前六。根据保护记者协会12月1日的记录，所有被以色列监禁的记者都是于10月7日以色列-加沙战争爆发后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领土被逮捕的。大多数人仍被行政拘留，從而允许以色列当局在没有控罪的情况下拘留嫌疑人，理由是当局怀疑嫌疑人计划在未来犯罪。 由于这些程序的封闭性，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研究人员难以了解记者所面临的指控，但有几位被拘记者的家人透露给CPJ，他们相信这些记者因社交媒体发帖而被监禁。（关于以色列监禁巴勒斯坦记者的更多信息，请阅读此处。） 总体而言，自战争爆发后，以色列已拘留了20多名新闻工作者，但那些于12月1日前获释或在此后遭到拘留的人员不包含在2023年调查数据中。（有关被拘留记者的最新数据，请参见此处。） 2022年，紧随着22岁的玛莎·阿米尼之死，伊朗女性发起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而针对抗议报道的打压使得伊朗被认定是那一年监禁记者数量最高的国家。去年，伊朗监禁记者的人数有所下降。2022年调查中在列的62名记者中，很多人已经获得保释，等待检控或判决。换而言之，2023年监禁人数虽然减少，但并不意味伊朗放松了对媒体的镇压。相反，面对呈上升趋势的有关女权的报道，当局选择打压知名女记者，以此杀鸡儆猴。 12月1日，17名在伊朗受到监禁的记者有8名是女性。 其中包括Niloofar Hamedi 和Elahe Mohammadi，她们是首批报道2022年9月阿米尼之死的记者。如今，她们因报道而受到反国家罪名的指控，分别被判处13年和12年徒刑。在被关押16个月后，两名女记者于2024年1月14日保释成功，得以离开监狱等待伊朗最高法院考虑两人的上诉。独立记者Vida Rabbani则在伊文监狱服刑，因有关抗议的报道，她面临总刑期为17年的两项判决。 俄罗斯也加大了对新闻自由的打击力度。随着2022年2月开始的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入侵，俄罗斯的独立媒体机构被连根拔起，莫斯科仍对海外工作的知名记者发出缺席逮捕令和缺席判决书，试图为国境之外的新闻报道活动进行定罪。 同时，俄罗斯关押的外国记者人数相对较高。根据调查记录，全球总共有17名非本国记者被监禁，其中12人于俄罗斯被关押。在此之中，两位（Evan Gershkovich 和 Alsu Kurmasheva）是美国公民，目前处于预审羁押阶段。10位来自乌克兰的记者包括五名克里米亚鞑靼人，这是克里米亚半岛占多数的穆斯林民族，该半岛于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这其中的四人因涉嫌恐怖主义被判处12至19年刑期。其中一人Amet Suleymanov患有多种健康问题，包括心脏、肺、胃以及关节疾病。 残酷和报复  在那些监禁记者记录最差的国家，监狱条件也非常恶劣。根据美国国务院于2023年初发布的各国人权报告，在中国、缅甸、白俄罗斯、俄罗斯以及越南等国，在监人员通常面临体罚和性侵犯，过分拥挤，食品和水短缺，以及医疗条件不足的问题。 2023年调查报告中的320名记者中，至少94人（近30%）已经存有健康问题。很多人无法获得药物或及时就诊，而他们的家人因担心亲属会遭遇报复，不愿公开发声。CPJ的研究发现，很多在狱记者被拒绝医疗请求，连药品，有时甚至包括取暖、热水和电力等基本生活保障也无法获得。 以越南记者Huynh Thuc Vy为例，她正因涉嫌损毁越南国旗在服两年零九个月的刑期。她的父亲Huynh Ngoc Tuan于2023年11月告诉 CPJ， Vy 患有三尖瓣反流的严重心脏疾病，需要药物治疗，但监狱不提供该药物，其家人没有能力购买药物并定期送至距家120英里的监狱。 同样在越南，狱警不再为Tran Hunyh Duy Thuc 提供热水，以阻止他食用在监狱食堂购买的方便面。Thuc因“旨在推翻政府的活动”而被判处16年徒刑，获释后还要服5年的软禁。他多次绝食抗议监狱的恶劣条件，并于去年九月拒绝进食监狱食物，以此抗议不公平的食品配给。 Thuc的家人表示，Thuc于2017年患上眼疾。此前，他的昏暗牢房经常遭狱警断电，狱警拒绝转交其家人提供的由干电池供电的手电筒，理由是囚犯禁止使用电子设备。 在俄罗斯，乌克兰独立记者Iryna Danylovych正在服六年零十一个月的刑期，即便她失去了左耳的听力，并且头痛难忍，但仍无法得到医治。“Irina濒临崩溃，”…

作者：詹妮弗·邓纳姆 (Jennifer Dunham) 保护记者委员会 (CPJ) 副编辑主任 发表于2023年1月24日 2022年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又是致命的一年。保护记者委员会（CPJ）调查发现，2022年至少有67名记者和媒体从业人员遇害，该数值较2021年激增近50%，为2018年以来最高。究其原因，许多记者在报道乌克兰战争时遇难，拉丁美洲的殉职记者人数亦显著增加。 CPJ已经确认至少有41名记者和媒体从业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遭到直接报复而被谋杀；CPJ同时正在调查其他26名新闻工作者的死因，以确认他们是否殉职。 在这67名殉职记者中，有过半在三个国家丧生：乌克兰（15人），墨西哥（13人）和海地（7人）。这是有记录以来在这三个国家殉职记者人数最多的一年。 在墨西哥和海地，记者因履行工作职责而成为残酷谋杀的目标，而绝大多数肇事者却依然逍遥法外。在CPJ全球有罪不罚指数名单中（该名单列出了纵容记者谋杀犯的国家），墨西哥继续榜上有名。 2022年丧生的记者生前报道的议题包括：哥伦比亚的犯罪和腐败，乍得、以色列、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缅甸的政治动荡，巴西的环境问题，以及土耳其和美国的内政。他们的遇难凸显了新闻工作者在世界各地（包括民选政府国家）所面临的致命威胁。  CPJ追踪了记者殉职的三种类型：遭到报复性谋杀而殉职（迄今为止最常见的死因），在战斗或交火中遇难，以及在执行其他危险任务时死亡。CPJ还记录了媒体协助人员如翻译、司机和保安遇害的案件（2022年在哈萨克斯坦就发生了一起此类事故）。 以下是CPJ对2022年记者殉职案件的五大调查发现。 报道乌克兰战争的记者面临巨大风险 自俄罗斯于2022年2月24日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至少有15名记者在乌克兰境内遇害。CPJ已确认其中13人在从事新闻采集和报道时被杀害，目前正在调查另外两名在冲突期间遇难的记者的死因，以确认他们是否殉职。 多数殉职记者死于战争早期。自5月底法国摄影师Frédéric Leclerc-Imhoff遇害以来，CPJ还未发现有其他记者在乌克兰殉职。然而，在当地进行报道依然危机四伏。新闻工作者在报道冲突时经常被炮火炸伤，另有消息来源称他们已经成为俄罗斯军队的攻击目标。 拉丁美洲是从事新闻行业最危险的地区 CPJ调查发现，2022年共有30名记者在拉丁美洲遇害，几乎占全球总数的一半，反映了当地记者在报道犯罪、腐败、帮派暴力和环境等议题时面临的巨大风险。至少有12名记者因履行工作职责遭到直接报复而在拉丁美洲遇害。CPJ正在继续调查其他18名记者的死因。  在墨西哥，CPJ调查发现共有13名记者被杀，是单一国家的最高年度纪录。在其中三起案件中，受害记者因其报道犯罪和政治题材而遭到报复性谋杀，并在死前受到威胁。CPJ正在调查另外10起谋杀案的动机，但在一个以暴力和有罪不罚著称的国家，想要确认记者是否殉职尤为困难。  在海地，记者报道帮派暴力以及由2021年7月总统约韦内尔·莫伊兹遇刺引发的政治危机和国内暴乱，面临着急剧上升的暴力袭击事件。2022年，至少有五名记者在海地殉职；CPJ正在调查另外两名记者的死因。其中两起记者殉职案件的凶手是警察。 CPJ还记录了四名在巴西、智利和哥伦比亚殉职的记者，目前仍在调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巴拉圭六名记者的死因。 保护机制不完善 在墨西哥，有一些旨在保护新闻工作者的法律和实体，包括州和联邦保护机制。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机制形同虚设。2022年1月，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保护机制成员、资深广播记者Maria Guadalupe Lourdes Maldonado López在蒂华纳自己的车内遭到枪杀。 另外两名记者——Alfonso Margarito Martínez Esquivel和Armando Linares López——被谋杀前正在申请被纳入墨西哥的联邦保护机制。 10月，哥伦比亚记者Rafael Emiro Moreno Garavito在自己经营的快餐店内被两名男子枪击身亡。Moreno是独立新闻机构Voces De Córdoba的负责人，因其对政治腐败和贩毒集团的报道长期受到威胁。哥伦比亚政府的国家保护部门为Moreno指派了一名保镖，提供了一件防护背心和一个预警紧急按钮。然而， 在Moreno遇害当天，他认为在自己餐馆工作时无需保护，便让保镖提前离开了。 Shireen Abu Akleh谋杀案凸显了以色列有罪不罚现象    2022年5月，巴勒斯坦裔美国记者Shireen Abu Akleh在报道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西岸城市杰宁进行军事袭击时被枪杀。目击者以及多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一名以色列士兵发射的子弹杀死了这名半岛电视台的资深记者。美国国务院的一项调查发现，来自以色列国防军阵地的枪声“可能”导致了Abu Akleh的死亡 ，但 “不能证明此非意外”。迄今为止，以色列政府仍未展开透明的调查或采取措施将凶手绳之以法。美国联邦调查局11月宣布计划对Abu Akleh遇害事件展开调查，CPJ对此表示支持。 Abu Akleh谋杀案是以色列纵容针对媒体的暴力、让凶手逍遥法外的最新例证。一年前，以色列军队轰炸了加沙地带的几栋建筑，其中包括美联社和半岛电视台的媒体办公室。以色列声称哈马斯武装分子将这些建筑用于军事目，CPJ请求以色列政府为这种说法提供证据并重申加沙记者享有自由、安全工作的权利，但未得到回应。2018年，至少有另外两名巴勒斯坦记者Yaser Murtaja…

作者：詹妮弗·邓纳姆 (Jennifer Dunham) 保护记者委员会 (CPJ) 副编辑主任 发表于2023年1月24日 2022年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又是致命的一年。保护记者委员会（CPJ）调查发现，2022年至少有67名记者和媒体从业人员遇害，该数值较2021年激增近50%，为2018年以来最高。究其原因，许多记者在报道乌克兰战争时遇难，拉丁美洲的殉职记者人数亦显著增加。 CPJ已经确认至少有41名记者和媒体从业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遭到直接报复而被谋杀；CPJ同时正在调查其他26名新闻工作者的死因，以确认他们是否殉职。 在这67名殉职记者中，有过半在三个国家丧生：乌克兰（15人），墨西哥（13人）和海地（7人）。这是有记录以来在这三个国家殉职记者人数最多的一年。 在墨西哥和海地，记者因履行工作职责而成为残酷谋杀的目标，而绝大多数肇事者却依然逍遥法外。在CPJ全球有罪不罚指数名单中（该名单列出了纵容记者谋杀犯的国家），墨西哥继续榜上有名。 2022年丧生的记者生前报道的议题包括：哥伦比亚的犯罪和腐败，乍得、以色列、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缅甸的政治动荡，巴西的环境问题，以及土耳其和美国的内政。他们的遇难凸显了新闻工作者在世界各地（包括民选政府国家）所面临的致命威胁。  CPJ追踪了记者殉职的三种类型：遭到报复性谋杀而殉职（迄今为止最常见的死因），在战斗或交火中遇难，以及在执行其他危险任务时死亡。CPJ还记录了媒体协助人员如翻译、司机和保安遇害的案件（2022年在哈萨克斯坦就发生了一起此类事故）。 以下是CPJ对2022年记者殉职案件的五大调查发现。 报道乌克兰战争的记者面临巨大风险 自俄罗斯于2022年2月24日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至少有15名记者在乌克兰境内遇害。CPJ已确认其中13人在从事新闻采集和报道时被杀害，目前正在调查另外两名在冲突期间遇难的记者的死因，以确认他们是否殉职。 多数殉职记者死于战争早期。自5月底法国摄影师Frédéric Leclerc-Imhoff遇害以来，CPJ还未发现有其他记者在乌克兰殉职。然而，在当地进行报道依然危机四伏。新闻工作者在报道冲突时经常被炮火炸伤，另有消息来源称他们已经成为俄罗斯军队的攻击目标。 拉丁美洲是从事新闻行业最危险的地区 CPJ调查发现，2022年共有30名记者在拉丁美洲遇害，几乎占全球总数的一半，反映了当地记者在报道犯罪、腐败、帮派暴力和环境等议题时面临的巨大风险。至少有12名记者因履行工作职责遭到直接报复而在拉丁美洲遇害。CPJ正在继续调查其他18名记者的死因。 在墨西哥，CPJ调查发现共有13名记者被杀，是单一国家的最高年度纪录。在其中三起案件中，受害记者因其报道犯罪和政治题材而遭到报复性谋杀，并在死前受到威胁。CPJ正在调查另外10起谋杀案的动机，但在一个以暴力和有罪不罚著称的国家，想要确认记者是否殉职尤为困难。  在海地，记者报道帮派暴力以及由2021年7月总统约韦内尔·莫伊兹遇刺引发的政治危机和国内暴乱，面临着急剧上升的暴力袭击事件。2022年，至少有五名记者在海地殉职；CPJ正在调查另外两名记者的死因。其中两起记者殉职案件的凶手是警察。 CPJ还记录了四名在巴西、智利和哥伦比亚殉职的记者，目前仍在调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巴拉圭六名记者的死因。 保护机制不完善 在墨西哥，有一些旨在保护新闻工作者的法律和实体，包括州和联邦保护机制。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机制形同虚设。2022年1月，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保护机制成员、资深广播记者Maria Guadalupe Lourdes Maldonado López在蒂华纳自己的车内遭到枪杀。 另外两名记者——Alfonso Margarito Martínez Esquivel和Armando Linares López——被谋杀前正在申请被纳入墨西哥的联邦保护机制。 10月，哥伦比亚记者Rafael Emiro Moreno Garavito在自己经营的快餐店内被两名男子枪击身亡。Moreno是独立新闻机构Voces De Córdoba的负责人，因其对政治腐败和贩毒集团的报道长期受到威胁。哥伦比亚政府的国家保护部门为Moreno指派了一名保镖，提供了一件防护背心和一个预警紧急按钮。然而， 在Moreno遇害当天，他认为在自己餐馆工作时无需保护，便让保镖提前离开了。 Shireen Abu Akleh谋杀案凸显了以色列有罪不罚现象    2022年5月，巴勒斯坦裔美国记者Shireen Abu Akleh在报道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西岸城市杰宁进行军事袭击时被枪杀。目击者以及多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一名以色列士兵发射的子弹杀死了这名半岛电视台的资深记者。美国国务院的一项调查发现，来自以色列国防军阵地的枪声“可能”导致了Abu Akleh的死亡 ，但 “不能证明此非意外”。迄今为止，以色列政府仍未展开透明的调查或采取措施将凶手绳之以法。美国联邦调查局11月宣布计划对Abu Akleh遇害事件展开调查，CPJ对此表示支持。 Abu Akleh谋杀案是以色列纵容针对媒体的暴力、让凶手逍遥法外的最新例证。一年前，以色列军队轰炸了加沙地带的几栋建筑，其中包括美联社和半岛电视台的媒体办公室。以色列声称哈马斯武装分子将这些建筑用于军事目，CPJ请求以色列政府为这种说法提供证据并重申加沙记者享有自由、安全工作的权利，但未得到回应。2018年，至少有另外两名巴勒斯坦记者Yaser Murtaja…

2022年，全球被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再创新高。在这充满冲突和压迫的一年，独裁领导人变本加厉地惩罚独立报道并将其定罪，采取愈发残酷的手段来压制异议，破坏新闻自由。 2022年12月14日发布 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编辑主任Arlene Getz撰稿 监禁记录最差国 | 区域镇压 | 调查方法 今年，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又创新高。保护记者委员会年度调查发现，截至2022年12月1日，共有363名记者失去人身自由，这一新的全球记录比去年高出20%，标志着日益恶化的媒体环境迎来又一个寒冬。 今年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前五个国家分别是伊朗、中国、缅甸、土耳其和白俄罗斯。极权政府变本加厉地压制媒体，背后的一个关键动因是，它们试图掩盖民众在全球面临新冠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造成的经济后果下强烈不满情绪。 在伊朗， 22岁库尔德女子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因涉嫌违反伊朗头巾法被捕，在拘留期间死亡，引发了大规模抗议。约有14000名伊朗民众在镇压抗议期间被捕，其中包括数十名记者。自9月以来，示威活动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地，抗议者大声疾呼妇女权利，进而要求罢工并推翻伊朗领导人。当局监禁了大量女记者，数量之多创下纪录——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被捕的49人中有22人是女性——反映出她们在报道这场由妇女领导的起义中所发挥的突出作用。 在中国，当局在最近针对政府清零政策的抗议活动中加强了网络审查。据报道，几名记者在报道示威活动时被短暂拘留。 CPJ的数据还强调了另外一个主题：对少数族裔的持续压迫。 在伊朗，库尔德人首当其冲受到伊朗政府针对抗议活动实施的报复，至少有九名库尔德新闻工作者被关押。在土耳其，当局逮捕了25名库尔德新闻工作者，他们或供职于Mezopotamya新闻通讯社（一家全女性JINNEWS媒体机构），或供职于为欧洲库尔德媒体机构创造内容的制作公司。在伊拉克，出现在今年监禁名单中的三名记者都被关押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在中国，许多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北京当局因大规模拘留和严厉镇压该地区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而被指控犯有危害人类罪。 监禁新闻工作者只是专制领导人试图扼杀新闻自由的一种方式。各国政府正在发明不同的策略，例如出台“假新闻”法以及利用刑事诽谤和措辞含糊的立法将新闻报道定罪。它们无视法律规则，滥用司法体系，并利用技术来监视新闻工作者和他们的家庭。 从俄罗斯到尼加拉瓜再到阿富汗等国家，随着新闻工作者流亡国外或被迫进行自我审查，独立媒体机构已经遭到重创。虽然各国镇压手段各异，CPJ调查报告中记录的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点：官方的残忍和报复行为。 在中国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新闻工作者刑满后仍被关押是常态。其他国家则随意做出残酷的行径。例如，越南记者范端庄（Pham Doan Trang）因进行反政府宣传而被判处九年徒刑。她从河内被转移到距离她家人900多英里的偏远监狱——这是阻止定期探监的常见策略。 在白俄罗斯，Belsat电视台记者Katsiaryna Andreyeva是因报道针对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全国性抗议活动而被拘留的几十名记者之一。她在即将服满两年刑期时突然被法院以  “泄露国家机密” 的罪名又被判处八年监禁。  在土耳其，宪法法院下令对被判无期徒刑的Hatice Duman进行重审（她已服刑20年）。该记者本月告诉伊斯坦布尔的一家法院，监狱官员在重审前几周没收了她的法律文件和笔记，从而侵犯了她准备辩护的权利。(Duman早前在接受CPJ采访时说她的书桌、书籍、日记，甚至白纸等私人物品也在牢房突袭中被拿走）。  其他要点： 监禁记录最差国 #1：伊朗  阿米尼死后，伊朗对大规模抗议活动进行了镇压。截至12月1日，至少有62名新闻工作者入狱。若在示威活动开始后被拘留的另外21名新闻工作者未在此日期前被保释出来，这个数字还会更高。 今年在伊朗被拘留的女性记者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在2009年颇有争议的总统选举后的几年里，伊朗监禁新闻工作者的人数曾创下纪录，最高在2012年达到47人，其中只有四名是女性。 相比之下，今年的监禁名单中有24名女性在列，其中22人在抗议活动开始后被捕。   消息人士告诉CPJ，今年的逮捕行动中出现一种模式：警察在黎明前突袭记者住所，没收他们的设备，甚至殴打被拘留者。通常，记者的报道也随之消失，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要么被政府关闭，要么被担心遭到报复的记者们提前删除（在一个政府控制多数媒体的国家里，社交媒体是关键的发言平台）。 伊朗今年共有62名记者入狱，是CPJ 30年来调查发现的该国的最高记录，轻松超过了伊朗在2009年颇有争议的选举之后创造的监禁记录。 #2： 中国 由于中国对媒体的严格审查，以及在政府密切监视人民的国家发表言论的恐惧，调查中国监禁新闻工作者的确切人数尤为困难。在此背景下，已知在中国入狱的新闻工作者人数略有下降（从2021年的48人下降至2022年的43人）不应被看成中国对独立报道的打压有任何缓解。 在因受模糊指控而服重刑的新闻工作者中，维吾尔族人占了很大一部分。其中，Omerjan Hasan因出版新疆地区的非官方历史而服刑15年。Ilham Weli, Juret Haji, Mentimin Obul, 和 Mirkamil Ablimit因被指控为两面人（中国当局经常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认为公开支持但暗中反对政府政策的人），自2018年以来一直被关押。同样自2018年以来被拘留的编辑 Memetjan Abliz Boriyar则被控批准发行一些后来才被中国当局禁止的书籍。另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是，一群曾为新疆新闻网站Uighurbiz创始人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他已被终身监禁）工作的学生据信已经服满刑期却未被释放，而是被转移到了所谓的 “再教育营”。 …

作者：Jennifer Dunham/CPJ副编辑主任 保护记者委员会 (CPJ) 2022年全球有罪不罚指数显示，在过去十年发生的记者谋杀案中，近80%的案件至今未破，凶手逍遥法外，各国政府对此漠不关心。 发表于2022年11月1日 调查方法 根据CPJ 2022年全球有罪不罚指数，绝大多数谋杀记者的凶手依然逍遥法外。在过去十年里，全球共有263起记者因履行本职工作遭到报复而被谋杀的案件，其中近80%案件的肇事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索马里连续第八年名列榜首，全球有罪不罚记录最差。排名前五的还有叙利亚、南苏丹、阿富汗和伊拉克（调查时期为2012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上述每个国家都多次出现在CPJ名单中，它们充满冲突和政治动乱的历史以及薄弱的法制纵容了有罪不罚，使其愈发根深蒂固，进一步阻碍当局投入资源为新闻工作者寻求正义。  缅甸今年首次出现在名单中，排名第八。该国在CPJ于2021年12月1日发布的新闻工作者监禁名单中亦榜上有名，标志着其新闻自由再度受挫。在2021年2月的军事政变后，缅甸军政府监禁了数十名记者，并广泛利用反国家和反虚假新闻法来压制独立报道。当局杀害了至少三名新闻工作者，其中包括Aye Kyaw和Soe Naing，他们因拍摄反政权抗议活动而被捕，在拘留期间遇害。 然而，即使是在政局相对稳定的民主选举国家，当局对起诉记者谋杀犯、遏制记者袭击事件的政治意愿亦十分薄弱。相反，墨西哥总统安德列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等国家领导人频频对媒体发起口头攻击，使在报道犯罪、腐败和环境等重要议题时已受各方威胁的当地记者更加寸步难行。 墨西哥是有罪不罚现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CPJ在过去十年里记录了该国28起未破记者谋杀案，人数为全球之最，使墨西哥成为西半球新闻环境最恶劣的国家。墨西哥在CPJ指数名单上排名第六，部分原因是该指数以各国人口总数为基数。此外，墨西哥的暴力事件极为普遍、错综复杂，很难确定遇难记者的死因是否与工作有关，这也意味着CPJ在制定本名单时未能将动机不明的记者遇害事件考虑在内。 墨西哥在今年前九个月就有至少13名新闻工作者遇害，是CPJ在该国一年内记录的最高人数。其中，至少有三名记者因报道犯罪和政治腐败而遭到直接报复，并在遇害前受到威胁。CPJ目前正在调查其他10起记者遇害案的动机，以确定受害者是否殉职。 墨西哥当局在今年初曾标榜该国逮捕了大量谋杀记者的嫌犯。总统发言人Jesús Ramírez Cuevas 特别指出，截至2022年3月，已有16名参与杀害六名记者的罪犯被拘留。曾在2017年引发高度关注的谋杀记者Javier Valdez Cárdenas的凶手于近期被定罪后，当局还加大力度从美国引渡主谋嫌犯Dámaso López Serrano（他是墨西哥北部锡那罗亚州一个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前高级成员）。但总体而言，逮捕率的增加并不代表定罪率的增加。此外，由于缺乏证据，一些被捕者已经获释，如2021年涉嫌谋杀记者Jacinto Romero Flores的嫌犯。   巴西名列第九。2022年发生的几起事件使该国的新闻环境持续恶化。今年六月，英国记者Dom Phillips和土著问题专家Bruno Pereira在巴西亚马逊遇害，警方怀疑凶手与当地的非法捕鱼产业有关。该备受瞩目的案件凸显了报道亚马逊地区和其他环境议题的新闻工作者所面临的风险。早在二月，社区记者Givanildo Oliveira 遇害，凶手据说是“红色司令部”犯罪组织的成员。这表明报道巴西贫民窟和边缘群体的记者所面临的风险与日俱增，引人担忧。 与此同时，巴西体育记者Valério Luiz de Oliveira因报道一家著名足球俱乐部而遭到报复，于2012年遇害。而原定于2022年审判嫌犯的日期一再被推迟，使其家人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屡受挫折。遇害者的儿子Valério Luiz de Oliveria Filho律师告诉CPJ，他为父亲声张正义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斗争，并将此过程描述为“一场永无止境的噩梦”。 在排名第七的菲律宾，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曾发起恐吓、骚扰媒体运动。小费迪南德·马科斯当选总统的新闻曾使该国一度看到希望。然而，自从小马科斯在6月下旬上任以来，已有两名电台评论员遇害。一名是杜特尔特和小马科斯的公开批评者Percival Mabasa，另一名是报道当地政治和腐败的记者Renato Blanco。这使人担心当地的暴力环境和有罪不罚现象将继续存在。 排在第10位和第11位的是巴基斯坦和印度。自CPJ 2008年第一次创建该指数以来，这两个国家每年都榜上有名，表明其针对媒体的暴力和有罪不罚的历史根深蒂固。 在最近10年的调查期间 (2012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CPJ发现全球共有263名记者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谋杀。其中206起案例（或78%）被归类于完全有罪不罚，意味着没有任何相关嫌犯被定罪。CPJ在上一调查周期（2011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 内发现81%的记者谋杀案至今未破。 与此同时，联合国发动了关于记者安全和有罪不罚问题的行动计划。该计划在2012年启动，旨在制定方案保护新闻工作者、围绕记者袭击事件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案包括建立一个协调的机构间机制来处理与记者安全相关的问题，以及协助各国制定有利于言论和信息自由的立法和机制，并支持各国全面实施现行国际规则和原则。该行动计划于2013年初开始实施，但本指数显示，有罪不罚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 CPJ与合作伙伴组织通过近期发动的几项倡议联手打击全球有罪不罚现象。其中，“A Safer World For The Truth” 计划旨在调查至今未破的记者谋杀案、发掘新线索并提倡重启本国刑事诉讼案。今年早期，在该项目位于海牙的人民法庭，目击者为2009年斯里兰卡记者Lasantha…

更新日期：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2020年3月11日宣布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肆虐全球。據新聞報導，隨著發現新的冠狀變種病毒和加速 COVID-19 疫苗接種計劃，全球局勢繼續發展，各國正增加或放寬其旅行限制和/或安全相關措施。 正如保護記者委員會的紀錄，儘管一些國家的政府試圖打擊獨立報導和獲取資訊的行為，但世界各地的記者在讓公眾了解這個流行病毒和政府為戰勝病毒所做的努力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 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對記者的採訪，媒體成員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壓迫，並且經常可能透過旅行、採訪和工作地點而受到病毒的感染。 正如保護記者委員會最近的報告所強調：由於 COVID-19，記者面臨審查、拘留、身體和網絡騷擾以及喪失他們的生計。 為及時了解最新的建議和限制，報導疫情的記者應隨時掌握來自世衛組織及其當地公共衛生機構的資訊，對於最新的疫情發展，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冠狀病毒資源中心為一個安全可靠的資料來源。 工作時保持安全 國際旅行限制和/或與安全相關的措施經常更動，這意味著任務可能會在很少或根本沒有通知的情況下更改或取消。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的說法，已接種疫苗的媒體工作者應注意：他們仍有傳播病毒的可能。耶魯醫學院表示，不同的疫苗可針對不同病毒株而提供不同的保護。 因此，應繼續遵守與 COVID-19 相關之安全措施，例如：保持社交距離和配戴口罩。 計劃報導COVID-19疫情爆發的人員應考慮以下安全資訊: 行前任務 ● 對您安全的情況下，如果可能，請考慮於任何任務之前接種 COVID-19 疫苗，尤其在感染率高的地區工作或旅行時 ● 根據您所在位置和目的地的感染率多寡，應進行電話或在線採訪而非親自採訪，以最大限度減少傳播和/或接觸的風險 ● 根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說法，老年人和患有糖尿病或肥胖症等潛在健康問題的人被認為是高風險人群。 若您屬於此類，根據感染率，您應該避免參與任何讓您與公眾直接接觸的任務。 孕婦也應給予一樣的顧慮 ● 正如《紐約時報》所強調，在為任何關於 COVID-19 大流行之報導選擇工作人員時，管理層應注意針對某些國籍的潛在種族主義攻擊 ● 全球旅行限制和封鎖措施可能會在很少或完全未有警告之情況下發生變化， 跟您的管理團隊制定計劃，在您執行任務生病時為您提供幫助和支援，同時考慮到自我隔離、在隔離區或封鎖區長時間停飛的可能性 健全的心理狀態 ● 根據牛津大學路透社研究所的說法，即使是最有經驗的記者在報導 COVID-19 大流行時也可能會在心理掙扎，管理階層應該定期確認他們的記者，查看他們如何應對，並適時提供必要之指導及支援 ● 考慮在COVID-19 影響的地點或地區報告受到之潛在心理影響，尤其於醫療、隔離設施或封鎖區報告時， 可以通過 DART 新聞和創傷中心找到對媒體工作者報導創傷情況的有用資源。造訪保護記者委員會的緊急情況網頁獲取外部安全資源，包括針對 COVID-19 記者對心理健康最佳的實踐方式。 避免感染和感染他人 大多數國家/地區均實行社交距離，但建議的距離可能因您所在的國家/地區而異。 如果至以下任一高風險地點報導，請提前詢問並採取必要衛生措施。 若有任何疑問，請勿造訪。 ●任何的醫療機構 ●…

2018年，新闻工作者（不论他们来自沙特阿拉伯、阿富汗还是美国）由于履行本职工作而遭到报复、成为谋杀对象，殉职记者人数创下三年来新高。而在冲突中遇难的记者人数则降至2011年以来最低水平。保护记者委员会埃兰娜·拜泽尔（Elana Beiser）特别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