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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lene Getz 撰稿 保护记者委员会2023年度调查发现，自10月7日以色列-加沙战争爆发，以色列正在成为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之一。以色列的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排名全球第六（和伊朗持平）前五位分别是中国，缅甸，白俄罗斯，俄罗斯和越南。 截至2023年12月1日，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记录，共有320名记者失去人身自由。自1992年CPJ开始年度调查以来，这个数字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指向了令人不安的现实：根深蒂固的极权主义以及政府扼杀独立媒体的决心。有些政府采取更极端的措施，实施跨境镇压以威吓及骚扰不在其国界之内的记者。莫斯科的恐吓手段包括对旅居他国的俄罗斯记者发布一系列逮捕令；埃塞俄比亚迫使一名流亡记者回国面对恐怖主义的指控，此前该记者在邻国吉布提共和国遭到逮捕。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研究还显示，调查报告中列出的超过65%的记者（209人）正面临反国家罪的指控，因其批评性报道，他们被指散布假新闻和进行恐怖主义活动。在66个案例中，被拘留者仍未被告知他们面临的指控。他们经常面对非必要的残酷监禁条件，当局常常延长他们被提起检控以及庭审之前的拘留时间，扰乱正常法律程序，这些记者的律师也在全球范围内面临报复。 2023年其他调查发现: 监禁记者记录最差国 据年度调查的当日记录，中国（44名新闻工作者入狱），缅甸（43）和白俄罗斯（28）占到全球监禁记者总人数的逾三分之一（35.8%）。 中国监禁记者的数量常年位居世界前列。由于中国对媒体的严格审查，调查中国监禁新闻工作者的确切人数尤为困难，但近年来，北京对媒体的打压一直在加剧。2021年是CPJ进行年度调查以来，始有香港记者首次被关押的纪录。香港的逮捕发生于北京在大规模民主抗议活动之后实施了严苛的《国家安全法》。当时被拘留的记者仍然面临案件处理的持续延误，其中包括已经停刊的亲民主媒体《苹果日报》的创始人黎智英。黎智英在狱中度过近1100天后，才开始受国安法审，一旦被判有罪，他或面临终身监禁。 中国当局还扩大了反国家罪名的指控，以此拘留新闻工作者。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2023年的数据，五分之三涉及记者拘禁的新案件都是以包括从事间谍活动、煽动分裂主义或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发起指控。很多受到指控的记者是来自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北京一直被指对该地区主要是穆斯林的民族进行大规模拘禁以及严厉打压，犯有反人类罪行。在2023年，44名被监禁的记者中有19名是维吾尔族记者。 自2021年以来，缅甸和白俄罗斯的记者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也在急剧恶化。 在缅甸，自2021年2月军事政变后，该国的独立媒体机构就一直在遭受残酷打压，当时军政府迅速逮捕记者，关闭新闻机构，并迫使记者流亡。近三年后，记者仍是反国家罪法条的重点打击目标，该条款被广泛用来给“煽动行为”和“散布假新闻”定罪。去年5月，摄影记者Sai Zaw Thaike在报道缅甸西部致命气旋穆查所造成的后果时遭到逮捕，后因煽动叛乱罪被判处20年监禁，这是自军事政变以来记者遭遇的最长判刑。 在白俄罗斯，自2020年该国因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争议性连任而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以来，当局以其报道为由，关押了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其中的大多数人（71%）面临反国家罪名的指控，近半数的人被判五年或更长的刑期。 白俄罗斯当局以“极端主义”法律作为起诉记者最常见的手段，作为对其相关报道的报复。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2023年调查，七分之五新入狱的记者被指组建或参与极端组织，或协助极端活动。（CPJ还在调查另一名白俄罗斯记者是否也在面临类似的指控）。根据流亡的白俄罗斯记者协会，在过去的两年内，至少19家媒体机构被冠以“极端主义”的标签。 最新形势 根据2023年监禁记者数量排名，两个关键的变化是以色列和伊朗。截止12月1日，两国各至少关押了17名记者，并列全球第六位。 以色列曾多次登上CPJ的年度调查榜，但此次是自该调查在1992年发起后，巴勒斯坦记者被捕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以色列首次进入监禁记录最差国的前六。根据保护记者协会12月1日的记录，所有被以色列监禁的记者都是于10月7日以色列-加沙战争爆发后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领土被逮捕的。大多数人仍被行政拘留，從而允许以色列当局在没有控罪的情况下拘留嫌疑人，理由是当局怀疑嫌疑人计划在未来犯罪。 由于这些程序的封闭性，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研究人员难以了解记者所面临的指控，但有几位被拘记者的家人透露给CPJ，他们相信这些记者因社交媒体发帖而被监禁。（关于以色列监禁巴勒斯坦记者的更多信息，请阅读此处。） 总体而言，自战争爆发后，以色列已拘留了20多名新闻工作者，但那些于12月1日前获释或在此后遭到拘留的人员不包含在2023年调查数据中。（有关被拘留记者的最新数据，请参见此处。） 2022年，紧随着22岁的玛莎·阿米尼之死，伊朗女性发起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而针对抗议报道的打压使得伊朗被认定是那一年监禁记者数量最高的国家。去年，伊朗监禁记者的人数有所下降。2022年调查中在列的62名记者中，很多人已经获得保释，等待检控或判决。换而言之，2023年监禁人数虽然减少，但并不意味伊朗放松了对媒体的镇压。相反，面对呈上升趋势的有关女权的报道，当局选择打压知名女记者，以此杀鸡儆猴。 12月1日，17名在伊朗受到监禁的记者有8名是女性。 其中包括Niloofar Hamedi 和Elahe Mohammadi，她们是首批报道2022年9月阿米尼之死的记者。如今，她们因报道而受到反国家罪名的指控，分别被判处13年和12年徒刑。在被关押16个月后，两名女记者于2024年1月14日保释成功，得以离开监狱等待伊朗最高法院考虑两人的上诉。独立记者Vida Rabbani则在伊文监狱服刑，因有关抗议的报道，她面临总刑期为17年的两项判决。 俄罗斯也加大了对新闻自由的打击力度。随着2022年2月开始的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入侵，俄罗斯的独立媒体机构被连根拔起，莫斯科仍对海外工作的知名记者发出缺席逮捕令和缺席判决书，试图为国境之外的新闻报道活动进行定罪。 同时，俄罗斯关押的外国记者人数相对较高。根据调查记录，全球总共有17名非本国记者被监禁，其中12人于俄罗斯被关押。在此之中，两位（Evan Gershkovich 和 Alsu Kurmasheva）是美国公民，目前处于预审羁押阶段。10位来自乌克兰的记者包括五名克里米亚鞑靼人，这是克里米亚半岛占多数的穆斯林民族，该半岛于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这其中的四人因涉嫌恐怖主义被判处12至19年刑期。其中一人Amet Suleymanov患有多种健康问题，包括心脏、肺、胃以及关节疾病。 残酷和报复  在那些监禁记者记录最差的国家，监狱条件也非常恶劣。根据美国国务院于2023年初发布的各国人权报告，在中国、缅甸、白俄罗斯、俄罗斯以及越南等国，在监人员通常面临体罚和性侵犯，过分拥挤，食品和水短缺，以及医疗条件不足的问题。 2023年调查报告中的320名记者中，至少94人（近30%）已经存有健康问题。很多人无法获得药物或及时就诊，而他们的家人因担心亲属会遭遇报复，不愿公开发声。CPJ的研究发现，很多在狱记者被拒绝医疗请求，连药品，有时甚至包括取暖、热水和电力等基本生活保障也无法获得。 以越南记者Huynh Thuc Vy为例，她正因涉嫌损毁越南国旗在服两年零九个月的刑期。她的父亲Huynh Ngoc Tuan于2023年11月告诉 CPJ， Vy 患有三尖瓣反流的严重心脏疾病，需要药物治疗，但监狱不提供该药物，其家人没有能力购买药物并定期送至距家120英里的监狱。 同样在越南，狱警不再为Tran Hunyh Duy Thuc 提供热水，以阻止他食用在监狱食堂购买的方便面。Thuc因“旨在推翻政府的活动”而被判处16年徒刑，获释后还要服5年的软禁。他多次绝食抗议监狱的恶劣条件，并于去年九月拒绝进食监狱食物，以此抗议不公平的食品配给。 Thuc的家人表示，Thuc于2017年患上眼疾。此前，他的昏暗牢房经常遭狱警断电，狱警拒绝转交其家人提供的由干电池供电的手电筒，理由是囚犯禁止使用电子设备。 在俄罗斯，乌克兰独立记者Iryna Danylovych正在服六年零十一个月的刑期，即便她失去了左耳的听力，并且头痛难忍，但仍无法得到医治。“Irina濒临崩溃，”…

2022年，全球被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再创新高。在这充满冲突和压迫的一年，独裁领导人变本加厉地惩罚独立报道并将其定罪，采取愈发残酷的手段来压制异议，破坏新闻自由。 2022年12月14日发布 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编辑主任Arlene Getz撰稿 监禁记录最差国 | 区域镇压 | 调查方法 今年，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又创新高。保护记者委员会年度调查发现，截至2022年12月1日，共有363名记者失去人身自由，这一新的全球记录比去年高出20%，标志着日益恶化的媒体环境迎来又一个寒冬。 今年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前五个国家分别是伊朗、中国、缅甸、土耳其和白俄罗斯。极权政府变本加厉地压制媒体，背后的一个关键动因是，它们试图掩盖民众在全球面临新冠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造成的经济后果下强烈不满情绪。 在伊朗， 22岁库尔德女子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因涉嫌违反伊朗头巾法被捕，在拘留期间死亡，引发了大规模抗议。约有14000名伊朗民众在镇压抗议期间被捕，其中包括数十名记者。自9月以来，示威活动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地，抗议者大声疾呼妇女权利，进而要求罢工并推翻伊朗领导人。当局监禁了大量女记者，数量之多创下纪录——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被捕的49人中有22人是女性——反映出她们在报道这场由妇女领导的起义中所发挥的突出作用。 在中国，当局在最近针对政府清零政策的抗议活动中加强了网络审查。据报道，几名记者在报道示威活动时被短暂拘留。 CPJ的数据还强调了另外一个主题：对少数族裔的持续压迫。 在伊朗，库尔德人首当其冲受到伊朗政府针对抗议活动实施的报复，至少有九名库尔德新闻工作者被关押。在土耳其，当局逮捕了25名库尔德新闻工作者，他们或供职于Mezopotamya新闻通讯社（一家全女性JINNEWS媒体机构），或供职于为欧洲库尔德媒体机构创造内容的制作公司。在伊拉克，出现在今年监禁名单中的三名记者都被关押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在中国，许多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北京当局因大规模拘留和严厉镇压该地区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而被指控犯有危害人类罪。 监禁新闻工作者只是专制领导人试图扼杀新闻自由的一种方式。各国政府正在发明不同的策略，例如出台“假新闻”法以及利用刑事诽谤和措辞含糊的立法将新闻报道定罪。它们无视法律规则，滥用司法体系，并利用技术来监视新闻工作者和他们的家庭。 从俄罗斯到尼加拉瓜再到阿富汗等国家，随着新闻工作者流亡国外或被迫进行自我审查，独立媒体机构已经遭到重创。虽然各国镇压手段各异，CPJ调查报告中记录的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点：官方的残忍和报复行为。 在中国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新闻工作者刑满后仍被关押是常态。其他国家则随意做出残酷的行径。例如，越南记者范端庄（Pham Doan Trang）因进行反政府宣传而被判处九年徒刑。她从河内被转移到距离她家人900多英里的偏远监狱——这是阻止定期探监的常见策略。 在白俄罗斯，Belsat电视台记者Katsiaryna Andreyeva是因报道针对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全国性抗议活动而被拘留的几十名记者之一。她在即将服满两年刑期时突然被法院以  “泄露国家机密” 的罪名又被判处八年监禁。  在土耳其，宪法法院下令对被判无期徒刑的Hatice Duman进行重审（她已服刑20年）。该记者本月告诉伊斯坦布尔的一家法院，监狱官员在重审前几周没收了她的法律文件和笔记，从而侵犯了她准备辩护的权利。(Duman早前在接受CPJ采访时说她的书桌、书籍、日记，甚至白纸等私人物品也在牢房突袭中被拿走）。  其他要点： 监禁记录最差国 #1：伊朗  阿米尼死后，伊朗对大规模抗议活动进行了镇压。截至12月1日，至少有62名新闻工作者入狱。若在示威活动开始后被拘留的另外21名新闻工作者未在此日期前被保释出来，这个数字还会更高。 今年在伊朗被拘留的女性记者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在2009年颇有争议的总统选举后的几年里，伊朗监禁新闻工作者的人数曾创下纪录，最高在2012年达到47人，其中只有四名是女性。 相比之下，今年的监禁名单中有24名女性在列，其中22人在抗议活动开始后被捕。   消息人士告诉CPJ，今年的逮捕行动中出现一种模式：警察在黎明前突袭记者住所，没收他们的设备，甚至殴打被拘留者。通常，记者的报道也随之消失，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要么被政府关闭，要么被担心遭到报复的记者们提前删除（在一个政府控制多数媒体的国家里，社交媒体是关键的发言平台）。 伊朗今年共有62名记者入狱，是CPJ 30年来调查发现的该国的最高记录，轻松超过了伊朗在2009年颇有争议的选举之后创造的监禁记录。 #2： 中国 由于中国对媒体的严格审查，以及在政府密切监视人民的国家发表言论的恐惧，调查中国监禁新闻工作者的确切人数尤为困难。在此背景下，已知在中国入狱的新闻工作者人数略有下降（从2021年的48人下降至2022年的43人）不应被看成中国对独立报道的打压有任何缓解。 在因受模糊指控而服重刑的新闻工作者中，维吾尔族人占了很大一部分。其中，Omerjan Hasan因出版新疆地区的非官方历史而服刑15年。Ilham Weli, Juret Haji, Mentimin Obul, 和 Mirkamil Ablimit因被指控为两面人（中国当局经常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认为公开支持但暗中反对政府政策的人），自2018年以来一直被关押。同样自2018年以来被拘留的编辑 Memetjan Abliz Boriyar则被控批准发行一些后来才被中国当局禁止的书籍。另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是，一群曾为新疆新闻网站Uighurbiz创始人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他已被终身监禁）工作的学生据信已经服满刑期却未被释放，而是被转移到了所谓的 “再教育营”。 …

中国仍是全球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印度和墨西哥是殉职记者最多的国家 2021年12月9日，纽约——2021年全球被监禁记者人数又创新高，共有293人入狱。政治动荡和媒体镇压反映了世界各国对独立报道的容忍程度持续降低。与此同时，针对记者的谋杀案持续发生，保护记者委员会（CPJ）在其年度监禁名单和对媒体遇袭的调查中记录了24起记者殉职事件。 中国依然是全球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CPJ在2021年度监禁调查中发现，正在筹备2022年2月北京冬奥会的中国一共关押了50名记者。紧随其后的是缅甸（26人），该国在2月1日军事政变引发的媒体镇压浪潮中逮捕了大量新闻工作者。排名前五的还有埃及（25人），越南（23人）和白俄罗斯（19人）。今年CPJ的年度调查首次发现有记者在香港入狱，包括《苹果日报》的创办人黎智英，他也是2021年CPJ伊菲尔新闻自由奖（Gwen Ifill Press Freedom Award）的获得者。在埃塞俄比亚，不断升级的内战引发了新的媒体限制，使其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仅次于厄立特里亚的第二大记者监禁国。 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乔尔·西蒙（Joel Simon）表示：“这是CPJ连续第六年调查发现全球被监禁记者人数创纪录。这个数字反映了两大难以克服的挑战——政府决心控制和管理信息，并且他们在操作时越发胆大妄为。因其新闻报道而将记者打入牢笼是专制政权的标志。看到许多国家年复一年榜上有名，实在让人痛心。但尤其可怕的是缅甸和埃塞俄比亚如今残酷地关上了通往新闻自由的大门。” 监禁记者人数排在前十的国家还有土耳其、厄立特里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和伊朗。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经常将技术和安全法武器化，以压制异议并公然无视国际规范而无需承担后果。在全球范围内，反国家指控仍是最常见的罪名，但今年CPJ还记录了至少17名狱中记者被指控为网络犯罪，该罪名在某些情况下能允许当局对在线发表或散布的任何内容进行刑事起诉。 在欧洲，白俄罗斯因其迫使一趟商业航班改道以逮捕记者罗曼·普罗塔谢维奇（Raman Pratasevich）而臭名远扬。白俄罗斯今年共关押了19名记者，是自CPJ从1992年开始年度调查以来该国的最高数据。拉丁美洲历来监禁记者人数较少，今年有几名记者在古巴（3人）、尼加拉瓜（2人）和巴西（1人）入狱，该地区的新闻自由环境急转直下。 截至本调查结束，在北美没有发现任何新闻工作者被监禁。但是，据CPJ的合作伙伴“美国新闻自由追踪系统”统计，美国在2021年有56名记者被逮捕或拘留，其中多数发生在示威游行现场。 诚然，包括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一些国家看似逆转了前几年大量囚禁记者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自由的环境有所好转，而是反映了审查手段的多样化。如今，当权者使用监控和互联网断网以及有条件的刑满释放等方式彻底抹杀自由。 在全球范围内，印度有四名记者被证实因遭报复性谋杀而殉职，该人数为世界之最。另有一名殉职记者则在报道抗议活动时遇害。墨西哥仍是西半球记者殉职人数最多的国家，今年有三名记者因遭报复性谋杀而殉职，而其他六名记者的遇害原因也正在调查中。 在今年遇难的记者中，近80%属于谋杀。不论是在民主和专制政权中，有罪不罚的怪象持续存在，发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那就是肇事者将不会被追责。 本周召开的民主峰会是美国新外交政策的核心，参与国包括CPJ监禁名单上的至少七个国家，其中几个国家存在有罪不罚的记录，包括巴西、印度、伊拉克和菲律宾。菲律宾当局继续对像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玛丽亚·雷萨（Maria Ressa）这样的独立记者进行打击报复，本周又对她提出了另一项捏造的指控。 虽然报告呈现的前景十分黑暗，CPJ持续對抗审查。在CPJ的努力倡议下，2021年全球至少有100名狱中记者获释。最近，作为A Safer World For The Truth项目的一部分，CPJ及其合作伙伴成立了一个“人民法庭”（People’s Tribunal），以应对杀害记者的凶手有罪不罚的现象。该法庭是一种基层司法形式，依靠涉及特定案件的调查和高质量的法律分析，为正义和问责提供一个框架。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名单是2021年12月1日凌晨12点01分显示的被监禁新闻工作者的数据。该名单不包括许多今年被捕但已获释的记者；此类案例的详情可登录https://cpj.org 查看。CPJ的分析报告以截至2021年12月1日期间殉职的记者数据资料为基础，CPJ的网站cpj.org/data/killed/ 会不断更新。 *** 保护记者委员会是一家独立非营利机构，旨在捍卫全球新闻自由。 编者按： CPJ年度监禁名单的多语种版本将被发布在cpj.org上。可联系CPJ的专家进行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