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an

Arlene Getz 撰稿 保护记者委员会2023年度调查发现，自10月7日以色列-加沙战争爆发，以色列正在成为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之一。以色列的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排名全球第六（和伊朗持平）前五位分别是中国，缅甸，白俄罗斯，俄罗斯和越南。 截至2023年12月1日，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记录，共有320名记者失去人身自由。自1992年CPJ开始年度调查以来，这个数字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指向了令人不安的现实：根深蒂固的极权主义以及政府扼杀独立媒体的决心。有些政府采取更极端的措施，实施跨境镇压以威吓及骚扰不在其国界之内的记者。莫斯科的恐吓手段包括对旅居他国的俄罗斯记者发布一系列逮捕令；埃塞俄比亚迫使一名流亡记者回国面对恐怖主义的指控，此前该记者在邻国吉布提共和国遭到逮捕。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研究还显示，调查报告中列出的超过65%的记者（209人）正面临反国家罪的指控，因其批评性报道，他们被指散布假新闻和进行恐怖主义活动。在66个案例中，被拘留者仍未被告知他们面临的指控。他们经常面对非必要的残酷监禁条件，当局常常延长他们被提起检控以及庭审之前的拘留时间，扰乱正常法律程序，这些记者的律师也在全球范围内面临报复。 2023年其他调查发现: 监禁记者记录最差国 据年度调查的当日记录，中国（44名新闻工作者入狱），缅甸（43）和白俄罗斯（28）占到全球监禁记者总人数的逾三分之一（35.8%）。 中国监禁记者的数量常年位居世界前列。由于中国对媒体的严格审查，调查中国监禁新闻工作者的确切人数尤为困难，但近年来，北京对媒体的打压一直在加剧。2021年是CPJ进行年度调查以来，始有香港记者首次被关押的纪录。香港的逮捕发生于北京在大规模民主抗议活动之后实施了严苛的《国家安全法》。当时被拘留的记者仍然面临案件处理的持续延误，其中包括已经停刊的亲民主媒体《苹果日报》的创始人黎智英。黎智英在狱中度过近1100天后，才开始受国安法审，一旦被判有罪，他或面临终身监禁。 中国当局还扩大了反国家罪名的指控，以此拘留新闻工作者。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2023年的数据，五分之三涉及记者拘禁的新案件都是以包括从事间谍活动、煽动分裂主义或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发起指控。很多受到指控的记者是来自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北京一直被指对该地区主要是穆斯林的民族进行大规模拘禁以及严厉打压，犯有反人类罪行。在2023年，44名被监禁的记者中有19名是维吾尔族记者。 自2021年以来，缅甸和白俄罗斯的记者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也在急剧恶化。 在缅甸，自2021年2月军事政变后，该国的独立媒体机构就一直在遭受残酷打压，当时军政府迅速逮捕记者，关闭新闻机构，并迫使记者流亡。近三年后，记者仍是反国家罪法条的重点打击目标，该条款被广泛用来给“煽动行为”和“散布假新闻”定罪。去年5月，摄影记者Sai Zaw Thaike在报道缅甸西部致命气旋穆查所造成的后果时遭到逮捕，后因煽动叛乱罪被判处20年监禁，这是自军事政变以来记者遭遇的最长判刑。 在白俄罗斯，自2020年该国因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争议性连任而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以来，当局以其报道为由，关押了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其中的大多数人（71%）面临反国家罪名的指控，近半数的人被判五年或更长的刑期。 白俄罗斯当局以“极端主义”法律作为起诉记者最常见的手段，作为对其相关报道的报复。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2023年调查，七分之五新入狱的记者被指组建或参与极端组织，或协助极端活动。（CPJ还在调查另一名白俄罗斯记者是否也在面临类似的指控）。根据流亡的白俄罗斯记者协会，在过去的两年内，至少19家媒体机构被冠以“极端主义”的标签。 最新形势 根据2023年监禁记者数量排名，两个关键的变化是以色列和伊朗。截止12月1日，两国各至少关押了17名记者，并列全球第六位。 以色列曾多次登上CPJ的年度调查榜，但此次是自该调查在1992年发起后，巴勒斯坦记者被捕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以色列首次进入监禁记录最差国的前六。根据保护记者协会12月1日的记录，所有被以色列监禁的记者都是于10月7日以色列-加沙战争爆发后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领土被逮捕的。大多数人仍被行政拘留，從而允许以色列当局在没有控罪的情况下拘留嫌疑人，理由是当局怀疑嫌疑人计划在未来犯罪。 由于这些程序的封闭性，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研究人员难以了解记者所面临的指控，但有几位被拘记者的家人透露给CPJ，他们相信这些记者因社交媒体发帖而被监禁。（关于以色列监禁巴勒斯坦记者的更多信息，请阅读此处。） 总体而言，自战争爆发后，以色列已拘留了20多名新闻工作者，但那些于12月1日前获释或在此后遭到拘留的人员不包含在2023年调查数据中。（有关被拘留记者的最新数据，请参见此处。） 2022年，紧随着22岁的玛莎·阿米尼之死，伊朗女性发起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而针对抗议报道的打压使得伊朗被认定是那一年监禁记者数量最高的国家。去年，伊朗监禁记者的人数有所下降。2022年调查中在列的62名记者中，很多人已经获得保释，等待检控或判决。换而言之，2023年监禁人数虽然减少，但并不意味伊朗放松了对媒体的镇压。相反，面对呈上升趋势的有关女权的报道，当局选择打压知名女记者，以此杀鸡儆猴。 12月1日，17名在伊朗受到监禁的记者有8名是女性。 其中包括Niloofar Hamedi 和Elahe Mohammadi，她们是首批报道2022年9月阿米尼之死的记者。如今，她们因报道而受到反国家罪名的指控，分别被判处13年和12年徒刑。在被关押16个月后，两名女记者于2024年1月14日保释成功，得以离开监狱等待伊朗最高法院考虑两人的上诉。独立记者Vida Rabbani则在伊文监狱服刑，因有关抗议的报道，她面临总刑期为17年的两项判决。 俄罗斯也加大了对新闻自由的打击力度。随着2022年2月开始的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入侵，俄罗斯的独立媒体机构被连根拔起，莫斯科仍对海外工作的知名记者发出缺席逮捕令和缺席判决书，试图为国境之外的新闻报道活动进行定罪。 同时，俄罗斯关押的外国记者人数相对较高。根据调查记录，全球总共有17名非本国记者被监禁，其中12人于俄罗斯被关押。在此之中，两位（Evan Gershkovich 和 Alsu Kurmasheva）是美国公民，目前处于预审羁押阶段。10位来自乌克兰的记者包括五名克里米亚鞑靼人，这是克里米亚半岛占多数的穆斯林民族，该半岛于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这其中的四人因涉嫌恐怖主义被判处12至19年刑期。其中一人Amet Suleymanov患有多种健康问题，包括心脏、肺、胃以及关节疾病。 残酷和报复  在那些监禁记者记录最差的国家，监狱条件也非常恶劣。根据美国国务院于2023年初发布的各国人权报告，在中国、缅甸、白俄罗斯、俄罗斯以及越南等国，在监人员通常面临体罚和性侵犯，过分拥挤，食品和水短缺，以及医疗条件不足的问题。 2023年调查报告中的320名记者中，至少94人（近30%）已经存有健康问题。很多人无法获得药物或及时就诊，而他们的家人因担心亲属会遭遇报复，不愿公开发声。CPJ的研究发现，很多在狱记者被拒绝医疗请求，连药品，有时甚至包括取暖、热水和电力等基本生活保障也无法获得。 以越南记者Huynh Thuc Vy为例，她正因涉嫌损毁越南国旗在服两年零九个月的刑期。她的父亲Huynh Ngoc Tuan于2023年11月告诉 CPJ， Vy 患有三尖瓣反流的严重心脏疾病，需要药物治疗，但监狱不提供该药物，其家人没有能力购买药物并定期送至距家120英里的监狱。 同样在越南，狱警不再为Tran Hunyh Duy Thuc 提供热水，以阻止他食用在监狱食堂购买的方便面。Thuc因“旨在推翻政府的活动”而被判处16年徒刑，获释后还要服5年的软禁。他多次绝食抗议监狱的恶劣条件，并于去年九月拒绝进食监狱食物，以此抗议不公平的食品配给。 Thuc的家人表示，Thuc于2017年患上眼疾。此前，他的昏暗牢房经常遭狱警断电，狱警拒绝转交其家人提供的由干电池供电的手电筒，理由是囚犯禁止使用电子设备。 在俄罗斯，乌克兰独立记者Iryna Danylovych正在服六年零十一个月的刑期，即便她失去了左耳的听力，并且头痛难忍，但仍无法得到医治。“Irina濒临崩溃，”…

2022年，全球被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再创新高。在这充满冲突和压迫的一年，独裁领导人变本加厉地惩罚独立报道并将其定罪，采取愈发残酷的手段来压制异议，破坏新闻自由。 2022年12月14日发布 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编辑主任Arlene Getz撰稿 监禁记录最差国 | 区域镇压 | 调查方法 今年，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又创新高。保护记者委员会年度调查发现，截至2022年12月1日，共有363名记者失去人身自由，这一新的全球记录比去年高出20%，标志着日益恶化的媒体环境迎来又一个寒冬。 今年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前五个国家分别是伊朗、中国、缅甸、土耳其和白俄罗斯。极权政府变本加厉地压制媒体，背后的一个关键动因是，它们试图掩盖民众在全球面临新冠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造成的经济后果下强烈不满情绪。 在伊朗， 22岁库尔德女子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因涉嫌违反伊朗头巾法被捕，在拘留期间死亡，引发了大规模抗议。约有14000名伊朗民众在镇压抗议期间被捕，其中包括数十名记者。自9月以来，示威活动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地，抗议者大声疾呼妇女权利，进而要求罢工并推翻伊朗领导人。当局监禁了大量女记者，数量之多创下纪录——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被捕的49人中有22人是女性——反映出她们在报道这场由妇女领导的起义中所发挥的突出作用。 在中国，当局在最近针对政府清零政策的抗议活动中加强了网络审查。据报道，几名记者在报道示威活动时被短暂拘留。 CPJ的数据还强调了另外一个主题：对少数族裔的持续压迫。 在伊朗，库尔德人首当其冲受到伊朗政府针对抗议活动实施的报复，至少有九名库尔德新闻工作者被关押。在土耳其，当局逮捕了25名库尔德新闻工作者，他们或供职于Mezopotamya新闻通讯社（一家全女性JINNEWS媒体机构），或供职于为欧洲库尔德媒体机构创造内容的制作公司。在伊拉克，出现在今年监禁名单中的三名记者都被关押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在中国，许多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北京当局因大规模拘留和严厉镇压该地区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而被指控犯有危害人类罪。 监禁新闻工作者只是专制领导人试图扼杀新闻自由的一种方式。各国政府正在发明不同的策略，例如出台“假新闻”法以及利用刑事诽谤和措辞含糊的立法将新闻报道定罪。它们无视法律规则，滥用司法体系，并利用技术来监视新闻工作者和他们的家庭。 从俄罗斯到尼加拉瓜再到阿富汗等国家，随着新闻工作者流亡国外或被迫进行自我审查，独立媒体机构已经遭到重创。虽然各国镇压手段各异，CPJ调查报告中记录的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点：官方的残忍和报复行为。 在中国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新闻工作者刑满后仍被关押是常态。其他国家则随意做出残酷的行径。例如，越南记者范端庄（Pham Doan Trang）因进行反政府宣传而被判处九年徒刑。她从河内被转移到距离她家人900多英里的偏远监狱——这是阻止定期探监的常见策略。 在白俄罗斯，Belsat电视台记者Katsiaryna Andreyeva是因报道针对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全国性抗议活动而被拘留的几十名记者之一。她在即将服满两年刑期时突然被法院以  “泄露国家机密” 的罪名又被判处八年监禁。  在土耳其，宪法法院下令对被判无期徒刑的Hatice Duman进行重审（她已服刑20年）。该记者本月告诉伊斯坦布尔的一家法院，监狱官员在重审前几周没收了她的法律文件和笔记，从而侵犯了她准备辩护的权利。(Duman早前在接受CPJ采访时说她的书桌、书籍、日记，甚至白纸等私人物品也在牢房突袭中被拿走）。  其他要点： 监禁记录最差国 #1：伊朗  阿米尼死后，伊朗对大规模抗议活动进行了镇压。截至12月1日，至少有62名新闻工作者入狱。若在示威活动开始后被拘留的另外21名新闻工作者未在此日期前被保释出来，这个数字还会更高。 今年在伊朗被拘留的女性记者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在2009年颇有争议的总统选举后的几年里，伊朗监禁新闻工作者的人数曾创下纪录，最高在2012年达到47人，其中只有四名是女性。 相比之下，今年的监禁名单中有24名女性在列，其中22人在抗议活动开始后被捕。   消息人士告诉CPJ，今年的逮捕行动中出现一种模式：警察在黎明前突袭记者住所，没收他们的设备，甚至殴打被拘留者。通常，记者的报道也随之消失，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要么被政府关闭，要么被担心遭到报复的记者们提前删除（在一个政府控制多数媒体的国家里，社交媒体是关键的发言平台）。 伊朗今年共有62名记者入狱，是CPJ 30年来调查发现的该国的最高记录，轻松超过了伊朗在2009年颇有争议的选举之后创造的监禁记录。 #2： 中国 由于中国对媒体的严格审查，以及在政府密切监视人民的国家发表言论的恐惧，调查中国监禁新闻工作者的确切人数尤为困难。在此背景下，已知在中国入狱的新闻工作者人数略有下降（从2021年的48人下降至2022年的43人）不应被看成中国对独立报道的打压有任何缓解。 在因受模糊指控而服重刑的新闻工作者中，维吾尔族人占了很大一部分。其中，Omerjan Hasan因出版新疆地区的非官方历史而服刑15年。Ilham Weli, Juret Haji, Mentimin Obul, 和 Mirkamil Ablimit因被指控为两面人（中国当局经常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认为公开支持但暗中反对政府政策的人），自2018年以来一直被关押。同样自2018年以来被拘留的编辑 Memetjan Abliz Boriyar则被控批准发行一些后来才被中国当局禁止的书籍。另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是，一群曾为新疆新闻网站Uighurbiz创始人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他已被终身监禁）工作的学生据信已经服满刑期却未被释放，而是被转移到了所谓的 “再教育营”。 …

2020年，全世界遭报复性谋杀的记者人数激增，但在战争中殉职的记者人数骤降。保护记者委员会（CPJ）詹妮弗·邓纳姆（Jennifer Dunham）特别报道 2020年12月22日 纽约 2020年，在充斥着暴力的民主国家工作的记者成为犯罪团伙和激进组织的报复对象，全球被谋杀的记者人数较去年激增一倍多。从保护记者委员会1992年开始搜集数据至今，墨西哥首次成为全球殉职记者最多的国家。 今年全球共有30名记者遇害，其中21名因遭报复性谋杀而殉职（去年为10名），其余则在战斗、交火或执行其他危险任务时丧生。另有一名媒体工作人员遇害。紧随墨西哥之后，阿富汗和菲律宾是遭报复性谋杀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CPJ目前仍在调查全球其他15名记者的死因，以确认他们是否殉职。今年的名单列出了2020年1月1日至12月15日期间殉职的记者。相比之下，2019年共有26名记者殉职，是2000年以来CPJ调查发现的最低记录。 尽管谋杀记者案在2020年出现激增，在战斗中遇害的记者人数（3名）则降到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原因是中东地区的冲突有所缓和，新冠疫情占据媒体报道重心，以及记者出行计划受阻。遇害的三名记者均在报导叙利亚北部伊德利卜附近的持续交火中死于空袭；该空袭行动疑似由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盟友俄罗斯部队发起。 在墨西哥，今年至少有四名记者被谋杀，另有一名记者在犯罪现场报导时被枪杀。CPJ仍在调查其他至少四名记者的死因。多年来，墨西哥一直是西半球新闻环境最为恶劣的国家，该国记者不得不在犯罪团伙、贩毒组织和贪腐政权间披荆斩棘。 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在2018年12月上任时，承诺将采取具体措施，终止针对媒体的暴力和谋杀记者有罪不罚现象。但是，CPJ在其最新“全球有罪不罚指数”（它列出了记者遇害而凶手未受惩处的国家）中发现，墨西哥的新闻环境持续恶化。CPJ调查发现，在多数谋杀记者案中，无任何犯罪嫌疑人被定罪，幕后黑手依然逍遥法外。此外，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极少与CPJ和其它新闻自由机构和民间组织打交道，却在每日早间新闻发布会上搬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论调，诋毁墨西哥媒体，更令该国记者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在今年遇害的记者中，至少有两名生前是墨西哥保护人权捍卫者和新闻工作者联邦机构的成员，该机构旨在为险境中的记者提供安全保障。然而， 在两起案例中，被指派给记者的保镖连同记者一起遇害，暴露了该机构的不堪一击。2020年，墨西哥国会采取行动，撤销了资助该机构的联邦信托基金，并将基金的控制权直接移交给内政部秘书处，任其由政客和利益团体掌控。  Pablo Morrugares是该联邦机构的成员之一。今年8月，他在墨西哥南部格雷罗州伊瓜拉市自家的餐馆内与保镖双双被枪杀。此后，某有组织犯罪团体向该市大批新闻工作者发出威胁。10月，当地记者向包括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在内的墨西哥当局写了一封公开信，详细陈述了他们面临的威胁并恳求当局保护。一名记者告诉CPJ：“我从未见过媒体受到如今这般的攻击和骚扰。” 在菲律宾，尽管总统媒体安全任务组作出了努力，今年仍有至少三名记者因遭报复性谋杀而殉职。总统媒体安全任务组是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四年前成立的国家机构，旨在杜绝谋杀记者惨案。杜特尔政府自称在打击有罪不罚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其实不然，任由杀害记者的元凶逃之夭夭。更甚的是，由总统杜特尔本人带头的菲律宾当局像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一样恶语中伤媒体。   在洪都拉斯，有组织的犯罪和薄弱的法治为媒体带来暴力和威胁，加深了恐惧和自我审查气氛，2020年至少有两名记者在该国被谋杀。CPJ仍在调查另一名记者的死因。 尽管在交火中丧生的记者人数有所下降，战乱中的国家依然是新闻工作者的炼狱。在阿富汗，今年至少有四名记者遭到武装组织的报复性谋杀而殉职，而该国在2019年的记者殉职记录为零。今年12月初，楠格哈尔省Enikass广播电视台记者Malalai Maiwand在上班路上和司机Mohammad Tahir一起被枪杀；伊斯兰国宣称对本次袭击负责。与此同时，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激进组织的代表们在卡塔尔商定了和谈框架。 政府直接、公开杀害记者的一起案例发生在12月12日，异见记者扎姆（Roohallah Zam）遭伊朗当局绞刑处决。扎姆在流亡期间管理的网站和电报频道“阿马德新闻”曾对伊朗官员进行批评性报道，并在2017年分享了反政府抗议活动的时间和地点。电报在2017年末关闭了他的频道，但后来该账户以不同名字重现。根据将谋杀定义为针对其工作对记者直接进行报复性杀害的方法论，CPJ将扎姆的死亡定性为谋杀。据CPJ调查，伊朗情报人员于2019年10月在伊拉克拘留了扎姆并将其带到伊朗；当局在国家电视台播放了他公开道歉的视频。今年6月，扎姆被定罪并被判处死刑。他被强加的17项罪名包括间谍罪、在国外传播虚假新闻、玷污伊斯兰价值观及其最高领导人，其死刑判决于12月8日被确认。据美联社报道，在宣布执行死刑时，伊朗官方媒体借由2017年的抗议活动称扎姆为“暴乱头子”。 伊朗长期以来以严刑囚禁记者、压制新闻媒体，截至2020年12月1日CPJ监禁调查结束之日，共有15名记者在伊朗入狱，其中包括扎姆。从1992年至今，CPJ调查发现另有四名记者在伊朗遇害，其中三人在被政府拘留期间死亡或在狱中受伤死亡。 在全球媒体环境充斥着有罪不罚现象和危险的反新闻言论的当下，特朗普总统领导的美国不计后果地放弃了捍卫全球新闻自由的领导地位。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坚持保护记者和新闻自由的原则，反而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最令人发指的事例当属特朗普政府大声谴责伊朗行径，却公然默许沙特政府和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2018年参与谋杀《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贾马尔·卡舒吉。CPJ在上个月已致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就恢复美国领导全球新闻自由的地位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任命一名新闻自由总统特使（该特使将有权在全球公开谴责侵权行为），重建历来支持新闻自由的国务院机构，并向各美国使馆下达指令，将新闻自由纳入外交政策的重点。 2020年也是全球政治动荡的一年，许多记者在报导动乱时遭遇暴力。今年1月，第贾电视台记者Ahmed Abdul Samad和摄像师Safaa Ghali在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报导针对基本服务的缺乏、失业和政治腐败的抗议活动中被枪杀。尼日利亚记者Onifade Emmanuel Pelumi在报导拉各斯州西南部城市伊凯贾的动乱时遇害。CPJ调查发现，由于各国政府严厉打压对新冠疫情以及政治动荡的报道，2020年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创下历史新高。 新冠病毒大流行也迫使记者不断适应地方当局更新变化的安全指南和旅行及出行限制。CPJ记录显示，疫情除了影响记者和摄影记者展开工作之外，还为被捕入狱的记者带来极大的健康风险。至少有两名记者在被关押期间感染新冠去世：洪都拉斯记者David Romero和埃及记者Mohamed Monir。第三名记者Azimjon Askarov是2012年CPJ国际新闻自由奖得主，他被吉尔吉斯当局判处无期徒刑，今年病死狱中；他的家人怀疑他死于新冠病毒。CPJ的殉职记者名单不包括因病去世的记者。 CPJ的其它调查发现： ●   犯罪团伙是2020年杀害记者的主要嫌犯，政治则是最危险的报道题材。 ●   殉职记者中包括两名女性：墨西哥的Maria Elena Ferral Hernández和阿富汗的Malalai Maiwand。 ●   一名媒体工作人员遇害：Enikass广播电视台司机Mohammad Tahir与记者Maiwand一起在阿富汗遇害。CPJ自2003年开始整理翻译、平事人和行政人员等重要业内人士的殉职名单。 ●   今年6月，摄影记者Christoff Griffith在犯罪现场进行报导时被犯罪嫌疑人杀害，这是CPJ调查发现的第一位在巴巴多斯殉职的新闻工作者。  调查方法 CPJ从1992年开始整理所有遇难记者的详细记录。CPJ的工作人员进行独立调查并核实每一名记者遇难的背景。只有在工作人员有把握确认一名记者因履行本职工作而遭到直接报复、卷入战火或执行危险任务（如所报导的抗议活动升级为暴力事件）而遇难时，CPJ才会将其纳入殉职名单。  如果杀人动机不明确，但遇难记者有可能因履行工作职责而死亡，CPJ将这些案件归类为“未确认”并继续进行调查。…

2020年，由于各国政府严厉打压对新冠疫情以及政治动荡的报道，全球范围内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创下历史新高。独裁统治者再次利用来自美国的反新闻言论作为掩护。保护记者委员会埃兰娜·拜泽尔（Elana Beiser）特别报道。 2020年12月15日发布 纽约 2020年，由于威权政府逮捕了许多报导新冠疫情或政治动荡的记者，全球范围内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创下新历史新高。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许多政府推迟庭审、限制探视，且无视狱中与日俱增的健康隐患；至少有两名记者在被关押期间感染新冠去世。  保护记者委员会在其年度全球调查中发现，截至2020年12月1日，全球至少有274名记者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打破了2016年272人的最高记录。中国逮捕了几名报导疫情的记者，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土耳其紧随其后，该国坚持审判获得假释的记者并逮捕新的记者。排名第三的埃及持续大费周章地关押无罪名记者。其后是沙特阿拉伯。白俄罗斯长期执政的总统再次连任引发民众抗议，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动荡演变为武装冲突，导致包括白俄罗斯和埃塞俄比亚在内的一些国家今年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大幅增长。 这标志着连续第五年来全球专制政府监禁记者总数超过250人。由于缺乏一个在全球提倡民主价值观的领导力量，这场危机持续恶化——尤其是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不遗余力地诋毁媒体，并和埃及总统阿卜杜勒弗赫塔·埃西西之类的独裁者套近乎。专制者们纷纷套用特朗普的“假新闻”言论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尤其是在埃及），导致因“假新闻”罪名入狱的记者人数逐步上升。今年共有34名记者因“假新闻”被监禁，去年为31名。 截至本监禁报告发布之日，在美国境内没有发现任何新闻工作者被监禁。但是，据“美国新闻自由追踪系统”统计，美国在2020年史无前例地出现110名记者被捕或受到刑事指控，另约有300名记者遇袭，且袭击者多为执法人员。目前至少有12名记者仍受刑事指控，其中部分或面临牢狱之灾。有观察人士告诉保护记者委员会，在一系列抗议活动中，政治两极分化、警察军事化以及媒体环境恶化都加速打破了记者享有警方保护的惯例。 保护记者委员会已致总统当选人乔·拜登的新政府就恢复美国领导全球新闻自由的地位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确保对国内袭击记者事件进行问责，以及指示驻外外交官出席对记者的审判并公开支持独立媒体。保护记者委员会发现，美国的媒体信任危机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期间尤为危险。 在中国被监禁的47名记者中有不少被判处长期徒刑，或在没有披露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囚禁在新疆。随着新冠病毒在年初肆虐湖北省武汉市，当局因其报道挑战了北京的官方说辞逮捕了几名记者，其中三人截至12月1日仍未出狱，包括独立视频记者张展。她于2月初开始在推特和YouTube上发布来自武汉的报道，5月14日被捕。她的视频内容包括对当地业主和工人就其受疫情的影响以及政府的回应进行采访。  张展是保护记者委员会在全球调查中发现的数十名高度依赖社交媒体平台的记者之一；在其它所有媒体都受政府严格审查或控制的背景下，这些记者尤其需要社交媒体。张展的视频通过中国境外的平台发布，因而仍可在全球范围播放。但保护记者委员会发现，在她之后被捕的记者所发布的类似内容却因不明原因遭到删除，阻碍了调查并加深了公众长期以来对全球科技巨头如谷歌、推特和脸书的透明度的疑虑。 同样在中国，外交争执对外媒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今年共有十几名驻华美媒记者被驱逐。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商业节目主持人、澳籍华人成蕾因在中澳关系恶化期间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于今年8月被捕，使她成为继博主杨恒均之后第二名被拘留的澳籍记者；杨恒均自2019年1月以来一直以间谍罪被关押。 同时，埃及当局加大力度逮捕、指控记者并无限期延长审前拘留期，今年共监禁了27名新闻工作者，与2016年持平。仅在11月，埃及检察官就对摄影师Sayed Abd Ellah和博主Mohamed “Oxygen” Ibrahim 强加了新的恐怖主义指控，以此应对法院提出的释放要求。保护记者委员会记录显示，埃及当局自2019年4月以来便使用类似的伎俩延长了其他至少八名记者的拘留期。 今年，不论是因为疫情还是罔顾疫情，埃及镇压新闻工作者势头不减，其中不乏当局行为造成记者死亡的案例。至少有三名记者因报导新冠疫情被捕，原因包括批评官媒缺乏对染病医生和护士的报道。内政部以病毒为由，从三月初至八月中旬禁止包括家属和律师在内的访客前往狱中探视被关押记者。  然而，埃及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于8月30日逮捕了Sayed Shehta，他当时因确诊新冠正在吉萨的家中进行自我隔离。他在警察局晕倒后被送往医院，双手被铐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与之相比，Mohamed Monir更加厄运缠身。该资深记者曾在半岛电视台5月26日的一次采访和6月14日的一篇专栏中批评政府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不当，于6月15日被控加入恐怖组织、散布虚假新闻以及滥用社交媒体而被捕。Monir在开罗的托拉监狱染病后，于7月2日获释，7月13日因新冠并发症在吉萨的一家医院去世。  在全球范围内，至少另有一名记者在被关押期间感染新冠病毒死亡。洪都拉斯记者David Romero曾是环球电台及电视的主管，之前因被控诽谤一名前检察官而被判十年有期徒刑。他在首都特古西加尔巴附近的塔玛拉监狱中感染新冠病毒后，于7月18日身亡。记者在狱中感染病毒的风险促使保护记者委员会联合其他190个团体发动了#FreeThePress运动，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释放所有因履行工作职责而入狱的新闻工作者。 国际新闻自由奖得主Azimjon Askarov 也在2020年死于狱中。此前多年，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和保护记者委员会等组织积极呼吁吉尔吉斯当局释放该记者。Askarov因曝光警察滥用职权，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妻子Khadicha Askarova告诉保护记者委员会，Askarov在去世前几周一直无法行走且高烧不退，她怀疑他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监狱管理局并未对其进行检测。 纵观欧洲和中亚地区，新闻工作者被裹挟进白俄罗斯的政治动乱中；总统卢卡申科通过公认的舞弊手段第六次连任，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当局逮捕了数十名记者，判处多人罚款或行政拘留以及为期一到两周的监禁，其中部分记者面临更为严重的指控。截至12月1日，至少有10名记者在白俄罗斯被监禁；这是自2014年以来白俄罗斯首次出现在保护记者委员会年度监禁名单中。 埃塞俄比亚政治动荡不仅演变为武装冲突，还促使当局围捕记者；至少有七名记者在该国被监禁，去年为一名。这些记者中多数都被控有反国家罪，然而当局为了进行调查，毫无根据地一再延长他们的拘留期限。 在土耳其，每名入狱的新闻工作者都面临反国家指控。自2016年7月未遂政变后出现一次激增外，该国监禁记者人数近年来有所下降。由于本国媒体纷纷关闭、政商勾结掌控政府喉舌、司法环境急转直下，该国的主流媒体集体失声，土耳其因此允许更多记者在监狱外候审。保护记者委员会发现今年共有37名新闻工作者在土耳其被监禁，人数不到2016年的一半，但是当局仍在逮捕其他记者及其律师。由于新冠疫情，今年的司法诉讼程序被暂停了三个月，延长了被拘留记者的监禁期限，也增加了候审记者的精神压力。 在保护记者委员会进行年度调查前的几周里，土耳其当局因其批评性报道逮捕了至少三名供职于亲库尔德媒体美索不达米亚通讯社的记者，包括Cemil Uğur，他在一篇报道中声称有军人拘留并折磨了两位村民并将他们从直升机上抛下，造成一位村民死亡。（土耳其官员说该平民为拒捕受伤。） 在伊朗，截至12月1日，有十五名新闻工作者被监禁。12月12日，当局以十七项罪名处决其中的Roohollah Zam，包括间谍罪、境外散布虚假新闻、侮辱伊斯兰教价值和最高领导人。Zam的网站及Telegram 频道 Amad News曾发布批评伊朗官员的报导，以及2017年抗议行动的时间及地点。他在2019年于伊拉克的巴格达被捕，后被送往伊朗並判处死刑。 保护记者委员会年度监禁名单中的其它发现： 三分之二的被监禁记者被控有反国家罪，例如恐怖主义或加入被禁团体。 百分之十九的监禁案例没有披露任何指控；该53名记者中有一半以上被关押在厄立特里亚或沙特阿拉伯。 全球几乎所有被关押记者都在报道本国新闻时被政府监禁。保护记者委员会发现至少有七名具有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的记者被监禁，分别在中国、厄立特里亚、约旦和沙特阿拉伯。 被监禁记者中有36人（13%）是女性，其中一些在伊朗或沙特阿拉伯报导了妇女权利，另有几名在白俄罗斯的抗议活动中被捕。 随着保护记者委员会掌握过去一年中记者被逮捕、释放或死于狱中的情况，我们在每年的年度调查中都会对已公布的数据进行微调。今年，保护记者委员会获悉记者Samuel Wazizi 于2019年8月在喀麦隆死亡，记者Jihad Jamal于2016年在叙利亚死亡。在2020年监禁调查过程中，保护记者委员会新发现三名记者早在2018年或2019年就被监禁。因此，我们将2019年的监禁人数从250人更新为251人，往年数据也略有调整。Jamal的去世使2016年的全球监禁人数从273人（上一次最高纪录）下降到272人。 调查方法 这份新闻工作者监禁名单仅列出被政府拘捕的新闻工作者，失踪或被非政府团体俘虏的新闻工作者不被列入此名单。后者被定性为“失踪”或“被绑架”。 保护记者委员会对新闻工作者的定义是：为包括印刷、摄影、广播、电视台和网络等媒体进行新闻报道或者评论公共事务的人。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年度监禁名单只包括已通过本委员会证实因履行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 保护记者委员会相信，新闻工作者不应该由于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在过去一年中，保护记者委员会帮助了全球至少75名被监禁新闻工作者提前重获自由。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名单是2020年12月1日凌晨12点01分显示的被监禁新闻工作者的数据。该名单不包括许多今年被捕但已获释的记者；此类案例的详情可登录https://cpj.org 查看。列入本名单的新闻工作者，除非本机构有可靠理由确认他们已获释或在关押期间死亡，否则将一直保留在名单内。 埃兰娜·拜泽尔（Elana Beiser）是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编辑主任。她曾在纽约、伦敦、布鲁塞尔、新加坡和香港担任道琼斯通讯社和《华尔街日报》的编辑。

更新日期：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2020年3月11日宣布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肆虐全球。據新聞報導，隨著發現新的冠狀變種病毒和加速 COVID-19 疫苗接種計劃，全球局勢繼續發展，各國正增加或放寬其旅行限制和/或安全相關措施。 正如保護記者委員會的紀錄，儘管一些國家的政府試圖打擊獨立報導和獲取資訊的行為，但世界各地的記者在讓公眾了解這個流行病毒和政府為戰勝病毒所做的努力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 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對記者的採訪，媒體成員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壓迫，並且經常可能透過旅行、採訪和工作地點而受到病毒的感染。 正如保護記者委員會最近的報告所強調：由於 COVID-19，記者面臨審查、拘留、身體和網絡騷擾以及喪失他們的生計。 為及時了解最新的建議和限制，報導疫情的記者應隨時掌握來自世衛組織及其當地公共衛生機構的資訊，對於最新的疫情發展，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冠狀病毒資源中心為一個安全可靠的資料來源。 工作時保持安全 國際旅行限制和/或與安全相關的措施經常更動，這意味著任務可能會在很少或根本沒有通知的情況下更改或取消。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的說法，已接種疫苗的媒體工作者應注意：他們仍有傳播病毒的可能。耶魯醫學院表示，不同的疫苗可針對不同病毒株而提供不同的保護。 因此，應繼續遵守與 COVID-19 相關之安全措施，例如：保持社交距離和配戴口罩。 計劃報導COVID-19疫情爆發的人員應考慮以下安全資訊: 行前任務 ● 對您安全的情況下，如果可能，請考慮於任何任務之前接種 COVID-19 疫苗，尤其在感染率高的地區工作或旅行時 ● 根據您所在位置和目的地的感染率多寡，應進行電話或在線採訪而非親自採訪，以最大限度減少傳播和/或接觸的風險 ● 根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說法，老年人和患有糖尿病或肥胖症等潛在健康問題的人被認為是高風險人群。 若您屬於此類，根據感染率，您應該避免參與任何讓您與公眾直接接觸的任務。 孕婦也應給予一樣的顧慮 ● 正如《紐約時報》所強調，在為任何關於 COVID-19 大流行之報導選擇工作人員時，管理層應注意針對某些國籍的潛在種族主義攻擊 ● 全球旅行限制和封鎖措施可能會在很少或完全未有警告之情況下發生變化， 跟您的管理團隊制定計劃，在您執行任務生病時為您提供幫助和支援，同時考慮到自我隔離、在隔離區或封鎖區長時間停飛的可能性 健全的心理狀態 ● 根據牛津大學路透社研究所的說法，即使是最有經驗的記者在報導 COVID-19 大流行時也可能會在心理掙扎，管理階層應該定期確認他們的記者，查看他們如何應對，並適時提供必要之指導及支援 ● 考慮在COVID-19 影響的地點或地區報告受到之潛在心理影響，尤其於醫療、隔離設施或封鎖區報告時， 可以通過 DART 新聞和創傷中心找到對媒體工作者報導創傷情況的有用資源。造訪保護記者委員會的緊急情況網頁獲取外部安全資源，包括針對 COVID-19 記者對心理健康最佳的實踐方式。 避免感染和感染他人 大多數國家/地區均實行社交距離，但建議的距離可能因您所在的國家/地區而異。 如果至以下任一高風險地點報導，請提前詢問並採取必要衛生措施。 若有任何疑問，請勿造訪。 ●任何的醫療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