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被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逼近最高记录；以色列监禁人数激增

Arlene Getz 撰稿

保护记者委员会2023年度调查发现，自10月7日以色列-加沙战争爆发，以色列正在成为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之一。以色列的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排名全球第六（和伊朗持平）前五位分别是中国，缅甸，白俄罗斯，俄罗斯和越南。

截至2023年12月1日，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记录，共有320名记者失去人身自由。自1992年CPJ开始年度调查以来，这个数字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指向了令人不安的现实：根深蒂固的极权主义以及政府扼杀独立媒体的决心。有些政府采取更极端的措施，实施跨境镇压以威吓及骚扰不在其国界之内的记者。莫斯科的恐吓手段包括对旅居他国的俄罗斯记者发布一系列逮捕令；埃塞俄比亚迫使一名流亡记者回国面对恐怖主义的指控，此前该记者在邻国吉布提共和国遭到逮捕。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研究还显示，调查报告中列出的超过65%的记者（209人）正面临反国家罪的指控，因其批评性报道，他们被指散布假新闻和进行恐怖主义活动。在66个案例中，被拘留者仍未被告知他们面临的指控。他们经常面对非必要的残酷监禁条件，当局常常延长他们被提起检控以及庭审之前的拘留时间，扰乱正常法律程序，这些记者的律师也在全球范围内面临报复。

2023年其他调查发现:

监禁记者记录最差国

据年度调查的当日记录，中国（44名新闻工作者入狱），缅甸（43）和白俄罗斯（28）占到全球监禁记者总人数的逾三分之一（35.8%）。

中国监禁记者的数量常年位居世界前列。由于中国对媒体的严格审查，调查中国监禁新闻工作者的确切人数尤为困难，但近年来，北京对媒体的打压一直在加剧。2021年是CPJ进行年度调查以来，始有香港记者首次被关押的纪录。香港的逮捕发生于北京在大规模民主抗议活动之后实施了严苛的《国家安全法》。当时被拘留的记者仍然面临案件处理的持续延误，其中包括已经停刊的亲民主媒体《苹果日报》的创始人黎智英。黎智英在狱中度过近1100天后，才开始受国安法审，一旦被判有罪，他或面临终身监禁。

中国当局还扩大了反国家罪名的指控，以此拘留新闻工作者。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2023年的数据，五分之三涉及记者拘禁的新案件都是以包括从事间谍活动、煽动分裂主义或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发起指控。很多受到指控的记者是来自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北京一直被指对该地区主要是穆斯林的民族进行大规模拘禁以及严厉打压，犯有反人类罪行。在2023年，44名被监禁的记者中有19名是维吾尔族记者。

自2021年以来，缅甸和白俄罗斯的记者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也在急剧恶化。

在缅甸，自2021年2月军事政变后，该国的独立媒体机构就一直在遭受残酷打压，当时军政府迅速逮捕记者，关闭新闻机构，并迫使记者流亡。近三年后，记者仍是反国家罪法条的重点打击目标，该条款被广泛用来给“煽动行为”和“散布假新闻”定罪。去年5月，摄影记者Sai Zaw Thaike在报道缅甸西部致命气旋穆查所造成的后果时遭到逮捕，后因煽动叛乱罪被判处20年监禁，这是自军事政变以来记者遭遇的最长判刑。

在白俄罗斯，自2020年该国因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争议性连任而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以来，当局以其报道为由，关押了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其中的大多数人（71%）面临反国家罪名的指控，近半数的人被判五年或更长的刑期。

白俄罗斯当局以“极端主义”法律作为起诉记者最常见的手段，作为对其相关报道的报复。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2023年调查，七分之五新入狱的记者被指组建或参与极端组织，或协助极端活动。（CPJ还在调查另一名白俄罗斯记者是否也在面临类似的指控）。根据流亡的白俄罗斯记者协会，在过去的两年内，至少19家媒体机构被冠以“极端主义”的标签。

最新形势

根据2023年监禁记者数量排名，两个关键的变化是以色列和伊朗。截止12月1日，两国各至少关押了17名记者，并列全球第六位。

以色列曾多次登上CPJ的年度调查榜，但此次是自该调查在1992年发起后，巴勒斯坦记者被捕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以色列首次进入监禁记录最差国的前六。根据保护记者协会12月1日的记录，所有被以色列监禁的记者都是于10月7日以色列-加沙战争爆发后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领土被逮捕的。大多数人仍被行政拘留，從而允许以色列当局在没有控罪的情况下拘留嫌疑人，理由是当局怀疑嫌疑人计划在未来犯罪。

由于这些程序的封闭性，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研究人员难以了解记者所面临的指控，但有几位被拘记者的家人透露给CPJ，他们相信这些记者因社交媒体发帖而被监禁。（关于以色列监禁巴勒斯坦记者的更多信息，请阅读此处。）

总体而言，自战争爆发后，以色列已拘留了20多名新闻工作者，但那些于12月1日前获释或在此后遭到拘留的人员不包含在2023年调查数据中。（有关被拘留记者的最新数据，请参见此处。）

2022年，紧随着22岁的玛莎·阿米尼之死，伊朗女性发起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而针对抗议报道的打压使得伊朗被认定是那一年监禁记者数量最高的国家。去年，伊朗监禁记者的人数有所下降。2022年调查中在列的62名记者中，很多人已经获得保释，等待检控或判决。换而言之，2023年监禁人数虽然减少，但并不意味伊朗放松了对媒体的镇压。相反，面对呈上升趋势的有关女权的报道，当局选择打压知名女记者，以此杀鸡儆猴。

12月1日，17名在伊朗受到监禁的记者有8名是女性。

其中包括Niloofar Hamedi 和Elahe Mohammadi，她们是首批报道2022年9月阿米尼之死的记者。如今，她们因报道而受到反国家罪名的指控，分别被判处13年和12年徒刑。在被关押16个月后，两名女记者于2024年1月14日保释成功，得以离开监狱等待伊朗最高法院考虑两人的上诉。独立记者Vida Rabbani则在伊文监狱服刑，因有关抗议的报道，她面临总刑期为17年的两项判决。

俄罗斯也加大了对新闻自由的打击力度。随着2022年2月开始的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入侵，俄罗斯的独立媒体机构被连根拔起，莫斯科仍对海外工作的知名记者发出缺席逮捕令和缺席判决书，试图为国境之外的新闻报道活动进行定罪。

同时，俄罗斯关押的外国记者人数相对较高。根据调查记录，全球总共有17名非本国记者被监禁，其中12人于俄罗斯被关押。在此之中，两位（Evan Gershkovich 和 Alsu Kurmasheva）是美国公民，目前处于预审羁押阶段。10位来自乌克兰的记者包括五名克里米亚鞑靼人，这是克里米亚半岛占多数的穆斯林民族，该半岛于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这其中的四人因涉嫌恐怖主义被判处12至19年刑期。其中一人Amet Suleymanov患有多种健康问题，包括心脏、肺、胃以及关节疾病。

残酷和报复

 
在那些监禁记者记录最差的国家，监狱条件也非常恶劣。根据美国国务院于2023年初发布的各国人权报告，在中国、缅甸、白俄罗斯、俄罗斯以及越南等国，在监人员通常面临体罚和性侵犯，过分拥挤，食品和水短缺，以及医疗条件不足的问题。

2023年调查报告中的320名记者中，至少94人（近30%）已经存有健康问题。很多人无法获得药物或及时就诊，而他们的家人因担心亲属会遭遇报复，不愿公开发声。CPJ的研究发现，很多在狱记者被拒绝医疗请求，连药品，有时甚至包括取暖、热水和电力等基本生活保障也无法获得。

以越南记者Huynh Thuc Vy为例，她正因涉嫌损毁越南国旗在服两年零九个月的刑期。她的父亲Huynh Ngoc Tuan于2023年11月告诉 CPJ， Vy 患有三尖瓣反流的严重心脏疾病，需要药物治疗，但监狱不提供该药物，其家人没有能力购买药物并定期送至距家120英里的监狱。

同样在越南，狱警不再为Tran Hunyh Duy Thuc 提供热水，以阻止他食用在监狱食堂购买的方便面。Thuc因“旨在推翻政府的活动”而被判处16年徒刑，获释后还要服5年的软禁。他多次绝食抗议监狱的恶劣条件，并于去年九月拒绝进食监狱食物，以此抗议不公平的食品配给。

Thuc的家人表示，Thuc于2017年患上眼疾。此前，他的昏暗牢房经常遭狱警断电，狱警拒绝转交其家人提供的由干电池供电的手电筒，理由是囚犯禁止使用电子设备。

在俄罗斯，乌克兰独立记者Iryna Danylovych正在服六年零十一个月的刑期，即便她失去了左耳的听力，并且头痛难忍，但仍无法得到医治。“Irina濒临崩溃，” Danylovych的父亲告诉CPJ。

在白俄罗斯，患有脑瘤的 Ksenia Lutskina也没有获得相应的诊疗，随着她服八年的刑期，她的脑瘤也在不断生长。

刑满后的惩罚

很多记者即便在刑满释放后仍面临人身自由受限。这不仅影响他们的生计，还变相允许专制政府继续禁止他们发声。

以俄罗斯为例， Andrey Novashov 在服完为期八个月的劳改后，被禁止在一年内从事记者工作。Aleksandr Valov于2023年3月服完六年的刑期，但获释的他仍须每周向警方报到，并受到“行政监控”。他被限制两年内不得离开黑海城市索契，虽然没有正式被禁止从事新闻工作，但他告诉CPJ，没有人愿意雇佣一个被认定是政府批评者的人。

在越南，来自基于脸书页面的独立媒体机构《廉洁新闻》（Bao Sach，现已解散）的五名记者Doan Kien Giang，Truong Chau Huu Danh， Nguyen Phouc Trung Bao， Le The Thang以及 Nguyen Thanh Nha 在服完反国家罪名的刑期后的三年内被禁止从事记者工作。

在伊朗，曾报道阿米尼之死的记者 Nasim Soltanbeygi因反政府宣传和串谋颠覆国家安全罪被判处3.5年刑期，即便刑满释放，她还面临两年内被禁止离开国家，两年内被禁止加入政治团体或集会。

在中国，囚犯在刑满后被送入政治再教育营或继续被监禁，一群曾为伊力哈木·土赫提（ Ilham Tohti ，新疆新闻网站Uighurbiz的创始人，被判终身监禁）工作的学生目前仍命运未卜。

多年来，埃及也限制刑满释放的记者自由活动。埃及摄影记者和CPJ国际新闻自由奖得主马哈茂德·阿布·扎伊德（ Mahmoud Abou Zeid），又名肖坎（ Shawkan），于2019年服完徒刑获释后，五年内被禁止离开国境。

区域镇压

不可避免地，对某一天被监禁记者人数的统计只能反映出问题的一部分。排名可能像过山车一般起伏，监禁记者数量较少的国家并不意味着对新闻自由更加宽容，这其中的例子包括土耳其、埃及、伊朗和叙利亚等设有政治“旋转门”政策的国家。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厄立特里亚有16名新闻工作者入狱，是非洲大陆监禁记录最差的国家，全球排名第七。厄立特里亚关押的记者包括了全球被囚时间最长的几名记者，其中没有人受到正式检控。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12月1日遭到监禁的记者数量上升至47人，这一数字在2022年是31人，在2021年则是30人，埃塞俄比亚（8人）和喀麦隆（6人）分别位居该地区的第二和第三。

埃塞俄比亚的在狱记者数量反映了该国媒体的生存困境。虽然2022年和平协议的签署结束了两年的内战，但埃塞俄比亚的一些地区仍然纷争不断，在该国的阿姆哈拉州，地方民兵和联邦军队之间的冲突仍在激烈进行。CPJ调查记录中的所有八名记者都于2023年报道该冲突后遭到逮捕。

数据还反映了塞内加尔、赞比亚、安哥拉和马达加斯加对新闻媒体的打压。拥有五名记者在狱的塞内加尔此前仅出现在两次调查记录中（2008年和2022年），那两年分别有一名记者遭监禁。

根据2023年的调查，刚果民主共和国、赞比亚、安哥拉、布隆迪和尼日利亚，都有一名记者在狱。马达加斯加也有一名被监禁的记者，首次出现在调查报告上。对刚果民主共和国记者Stanis Bujakera Tshiamala提出的指控——结合了刑法、新的数字法以及新闻法，使当局能以散布“假新闻”以及电子资讯的名义对记者提起诉讼并监禁——突显了新闻工作者因言获罪的持续性担忧。

 亚洲

亚洲仍然是新闻工作者在狱人数最高的地区。除了中国、缅甸、越南这些排名最高的国家外，印度、阿富汗和菲律宾也有记者被关押。

印度有七名记者被拘禁，当局使用了包括《非法活动（预防）法》（UAPA）和《查谟和克什米尔公共安全法》等法律来压制媒体。

12月，阿富汗有一名记者在狱，但塔利班对阿富汗记者和媒体的打压并未减轻。全年至少有16名记者遭到逮捕（随后获释），塔利班指控他们中的一些人为流亡媒体机构进行报道。

在菲律宾，小费迪南德·罗慕尔德兹·马科斯总统任内的媒体环境依然严酷，但总体而言，比起他的前任，记者遭受的公开敌意有所减轻。尽管如此，仍有Frenchie Mae Cumpio 一名记者被关押在这个一度被视为新闻自由堡垒的东南亚国家。Cumpio被指控涉嫌持有非法武器和恐怖融资罪而被监禁已近四年，其律师称罪名皆为捏造。

欧洲和中亚

塔吉克斯坦仍然是中亚监禁新闻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有七名记者在服七至二十年不等的刑期，他们都于2022年底后被定罪。2023年底CPJ对该国的访察发现，这些严酷的判决加剧了记者们身处的恐惧氛围以及自我审查习惯，媒体环境已经被政府多年来的重压摧毁。

2023年底，阿塞拜疆的新闻自由状况也迅速恶化，随着2024年2月总统选举的临近，一波记者被拘留。四名记者和一名媒体工作者在12月1日前被拘留，之后至少有三人遭逮捕。12月1日被拘的四人来自知名的调查媒体Abzas Media，该媒体以其对高级政府官员进行腐败调查而闻名。随着阿塞拜疆通过军事行动收复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该国与西方国家交恶，阿塞拜疆当局指责美国和欧洲大使馆以及捐助机构非法资助该媒体机构。
 
土耳其有十三名在狱记者，比起保护记者委员会2022年调查记录的40人，已经大幅下降。然而，世界上监禁时间最长的女性记者Hatice Duman仍然被终身监禁，重审没有改变2023年判决的结果。此外，很多2023年获释的记者仍然受到司法控制，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向警方报到，可能被禁止出境，或在调查以及庭审期间被限制自由。CPJ于2023年底两次对土耳其进行实地考察，发现该国虽然在狱记者人数减少，但并不反映该国的新闻自由环境有所改善。

中东和北非
埃及经常是全球监禁记者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在2023年的调查中，埃及与土耳其并列第八位，各有13名记者在狱。沙特阿拉伯排名第九，有10名记者被监禁。

近年来，埃及、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和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都扩大了对假新闻、恐怖主义和反国家罪名的使用，以打压新闻工作者。埃及当局经常通过提出额外的指控，以绕过囚犯预审拘留限期两年的法规。以独立记者Mohamed Said Fahmy为例，2018年他因假新闻和恐怖主义的指控被捕后，已经被预审拘留长达四年半以上。按照法规，他原本应当于2020年和2021年获释，但检控官增加了新的控罪，延长了他的拘留期。卡塔尔广播集团半岛电视台的资深摄影记者Mostafa Mohamed Saad自2019年因涉嫌散布恐怖主义和假新闻在埃及被拘留后，一直未被释放。 

巴林和叙利亚在2023年都未有新增的监禁记者记录，但仍分别关押了五名记者。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也没有新增的监禁记录，但仍分别拘禁了三名记者。伊拉克的四名在狱记者中包括了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新增的一名。在突尼斯， Khalifa Guesmi 于去年九月被拘留，因泄漏国家安全信息被判五年徒刑。今年初，上诉法院将他的刑期从一年增加至五年。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相对较低的监禁记者数量（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和古巴各一名）掩盖了该地区媒体面临威胁的现实，尤其是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等国仍在削弱新闻自由，大量记者被迫流亡。

在危地马拉，一系列针对新闻媒体的打击试图审查独立和调查媒体，迫使后者沉默。José Rubén Zamora 仍被监禁，即便危地马拉法院推翻了他于2023年6月被判定的洗钱罪名，并且下令于2024年2月进行重审。自从2022年7月被羁押以来，Zamora被迫更换了八位律师，其中四位律师因为在法庭上为他辩护而遭遇刑事指控，显然是报复行为。来自政府的压力迫使他的独立报纸《elPeriódico》于2023年5月停刊。

在尼加拉瓜，独立记者 Victor Ticay 因反国家和假新闻的指控正在服八年的刑期，这反映针对尼加拉瓜独立记者的法律骚扰、恐吓和刑事指控等一系列操作，该国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加大力度遏制言论自由。

数据报道 Samir Alsharif, Anna Brakha, Beh Lih Yi, Joan Chirwa, Shawn Crispin, Doja Daoud, Ignacio Delgado Culebras, Sonali Dhawan, Geralda Embalo, Iris Hsu, Nick Lewis, Kunal Majumder, Mohamed Mandour, Sherif Mansour, Scott Mayemba, Muthoki Mumo, Moussa Ngom, Ozgur Ogret, Angela Quintal, Jonathan Rozen, Gulnoza Said, Soran Rashid, Waliullah Rahmani, Yegi Rezaian, Dánae Vilchez, Cristina Zahar 

监禁人员档案编辑 Arlene Getz, Kathy Jones, Naomi Zeveloff, Katy Migiro, Sarah Spicer, Jennifer Dunham, Suzannah Gonzales以及 Tom Barkley

调查方法

这份新闻工作者监禁名单仅列出被政府拘捕的新闻工作者，失踪或被非政府团体俘虏的新闻工作者不被列入此名单。后者被定性为“失踪”或“被绑架”。

CPJ对新闻工作者的定义是：为包括印刷、摄影、广播、电视台和网络等媒体进行新闻报道或者评论公共事务的人。CPJ的年度监禁名单只包括已通过本委员会证实因履行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

CPJ的名单是2023年12月1日上午12点01分显示的被监禁新闻工作者的数据。该名单不包括许多今年被捕但已获释的记者；此类案例的详情可登录https://cpj.org 查看。列入本名单的新闻工作者，除非本机构有可靠理由确认他们已获释或在关押期间死亡，否则将一直保留在名单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