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两年，由于本职工作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再创新高。而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未能向全球监禁记录最差的几个国家（土耳其、中国和埃及）进行有效施压以扭转新闻自由的惨淡局面。保护记者委员会埃兰娜·拜泽尔（Elana Beiser）特别报道。
2017年12月13日发布
2017年，全球关押新闻工作者的人数再创新高。连续两年来，在因履行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中，有一半以上都来自土耳其、中国和埃及。这种趋势反映出国际社会在应对新闻自由的全球危机时惨遭失败。
美国（作为突出的代表）非但未能孤立这些施行压迫的专制国家，反而向土耳其总统雷傑甫·塔伊甫·埃尔多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强硬派人士低头示好。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煽动民族主义言论、强调伊斯兰极端主义、对媒体苛评一律冠以”假新闻”的标签，都为合法指控记者提供了理论框架，使这些领导人能够蓄意监禁新闻工作者。在全球范围内，将近四分之三的新闻工作者都因颠覆政权罪而入狱，其中有许多人因概念宽泛、语义模糊的恐怖法而被关押，而以”假新闻”的罪名锒铛入狱的记者虽然不多，也上升至21人。
在今年度的”新闻工作者监禁名单”中，保护记者委员会证实全球共有262名新闻工作者由于履行工作职责而入狱，打破了去年259人的历史纪录。监禁记者情况最糟的三个国家总共关押了134名（51%）新闻工作者。保护记者委员会自 90年代初以来一直坚持更新这份年度调查。
土耳其虽然在2017年释放了一批新闻工作者，它依然是连续两年来世界上监禁记者记录最差的国家：土耳其今年监禁了73名新闻从业人员，去年则是81人。另外还有数十人正在面临审判，且新的逮捕事件层出不穷。在某些情况下，保护记者委员会未能确认其监禁原因与新闻职业相关。另外，一些维护新闻自由的当地团体使用了不同的调查方法，统计出来的被监禁记者人数则为更多。和去年一样，经保护记者委员会查证的因履行职责在土耳其入狱的每一位新闻工作者都因颠覆政权罪被调查或指控。
土耳其的新闻媒体在2016年初开始遭到镇压，在七月政变风波（政府将其怪罪于一伙由流放宗教领袖费图拉·居伦 Fethullah Gülen 带领的据称是恐怖主义的组织）失败后愈演愈烈，并在2017年持续恶化。仅仅因为怀疑他们使用了一款短信应用程序 Bylock，或是曾在居伦名下的机构开通过银行帐户，当局就以恐怖活动的罪名指控了一批新闻工作者。
由于埃尔多安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早年与居伦的政治运动目标一致，他领导的镇压活动有时会形成荒诞不经的局面。例如，受到恐怖主义指控的知名记者哈迈德·谢克（Ahmet Şık）在6年的审讯之后，于今年4月被判无罪。在审讯时，被告宣称其为居伦派司法官员的受害者。然而，因为谢克据传与居伦有联系，他被重新加以恐怖罪而留在了监狱里。此外，受理原案的许多警官、检察官和法官都发现自己也遭到了恐怖活动的指控。谢克在7月份提交给法院的一份冗长陈述中指出了这种矛盾，他说：”在土耳其，司法部门的一些成员已经沦为了正义的掘墓人。”
其它的案例则突出表现了土耳其当局野蛮的审查手段。3月31日，伊斯坦布尔的一家法院下令释放待审的至少19名在政变风波后入狱的新闻工作者。但在原告进行上诉后，这些记者还未离开监狱就被重新逮捕了。下令释放他们的法官们也遭到了停职。
埃尔多安政府看似不必为其镇压行为付出任何代价。今年4月，埃尔多安在反对派的程序性反对意见中（未被理睬）险赢了一次公民投票，这意味着国家的议会制度将被取消，而埃尔多安将独揽大权。在国际政坛上，德国官员（包括总理默克尔）一再要求释放德国《世界报》（Die Welt ）的土耳其裔德国记者丹尼兹·尤谢尔 (Deniz Yucel)—-他自今年2月14日那天起就一直被无罪关押着。但是，北约盟国需要顾及土耳其在接收叙利亚难民和其它合作协约方面的角色。另外，特朗普于今年5月在白宫接待了埃尔多安，更在近期称赞他为一位朋友。
习近平主席也同样受到举世瞩目。在中国，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从去年的38人上升到了41人。特朗普在去年11月访问北京时，没有公开提及任何关于人权的问题，尽管中国持续镇压媒体的行径已经导致了大批中国记者、维权人士和律师遭到逮捕。由于美国和朝鲜（中国的邻国）的关系剑拔弩张，特朗普又急需与北京就贸易平衡问题进行重新谈判，”特朗普似乎在扮演一个对调的角色：美国目前或许更需要中国的帮助，反之不然。”《纽约时报》曾这样评论道。
这次访问发生在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会场上巩固独揽大权后不久。在十九大上，习的名字被写入了宪法，且没有明确他的接班人。新闻报道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目前不会改善。
与此同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在获得保外就医资格一个月后，在中国的一家医院里死于肝癌，引发了各界对他是否在被监狱里得到合理照顾的猜疑。中方拒绝了刘晓波在保外就医后希望去海外接受治疗的请求。今年十一月，作家杨同彦遭遇相似的命运，在获得保外就医资格三個月後，死於脑瘤。而身陷囹圄、朝不保夕的肾病患者黄琦—-他的律师曾告诉保护记者委员会，当局早已停止了黄琦的特殊饮食和医疗服务。
在埃及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中（该国的监禁人数从去年的25人下降到今年的20人），有一半以上的记者都重病缠身。其中包括摄影师马哈茂德·阿布·扎伊德（Mahmoud Abou Zeid），又名肖坎（Shawkan）。他当年在报道埃及安全部队暴力驱逐抗议活动时被捕，且未经审讯就已被关押了4年多。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肖坎和他的738名同伙被指控携带武器、非法集会、谋杀未遂和谋杀等罪名。根据他家人透露，肖坎患有贫血症，需要输血治疗，但是他的医护请求遭到拒绝。在埃及监狱里的20名新闻工作人员中，有12人未因任何罪名受到指控或被判刑。
埃及的新闻工作者被长期监禁，其政治背景是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总统在同致命的极端主义和国内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作斗争，并且开罗和华盛顿在安全问题上合作密切。根据新闻报道分析，塞西今年4月在白宫会见了特朗普后不久，埃及政府就通过了一项严苛的反恐法，进一步压制新闻媒体，包括允许当局将一批曾受恐怖主义指控但后来被无罪释放的记者加入一份恐怖观察名单，限制了这些记者的财务自由和其它权利。
埃及、中国和土耳其相似，目前对新闻工作者最常用的指控是颠覆政权罪。在全球范围内，共有194名记者（74%）因颠覆政权罪而入狱。保护记者委员会在世界各地调查后发现，政府使用概念宽泛、语义模糊的恐怖法来威慑新闻工作者，使其噤若寒蝉。法律法规常常将报道恐怖主义活动与容忍恐怖主义混为一谈。
全世界共有35名记者在没有任何公开指控时被捕入狱。由于一些国家缺乏正当程序，导致信息匮乏，保护记者委员会因而几乎无法确认某位记者入狱的原因及其健康状况，有时甚至无从知晓其死活。在厄里特里亚和叙利亚等地，被政府关押的许多新闻工作者多年来音讯全无。在叙利亚政府监狱中的7名记者在未经证实的酷刑或处决的传言中已被关押了至少4年。保护记者委员会将继续在调查报告中列出记者的姓名，督促政府为他们的下落和福祉负责。
然而，在政府更迭的情况下，保护记者委员会可能会重新评估某位新闻工作者的状态。在冈比亚，曾长期掌权的领导人叶海亚·贾梅（Yahya Jammeh）于2016年12月被罢黜，现任总统阿达马·巴罗（Adama Barrow）的政府已经表示其原意对记者艾布里马·曼内（Ebrima Manneh）的情况作出解释—-该记者于2006年被捕，但在2008年后便一直杳无音信。贾梅及其政府官员多年来只对该记者的状况作了模糊、自相矛盾的陈述。遵循家属的意愿，保护记者委员会今年已将曼内的名字从监禁名单中撤下，转移到了殉职记者的名单上。
保护记者委员会”新闻工作者监禁名单”中的其它发现：
- 97%的被监禁记者都是本国人。
- 全世界被监禁的记者中，有22名（或8%）是女性。
- 被监禁记者中有75人（或29%）是自由撰稿人。
- 政治是目前最危险的题材，87%的被监禁记者都报道了政治相关题材。不少记者进行跨题材报道。
- 在过去至少12个月来，第一次出现在该名单上的国家有：阿尔及利亚，柬埔寨，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瓜多尔，赤道几内亚，危地马拉，伊拉克，摩洛哥，尼日尔，巴基斯坦，刚果共和国，索马里，乌干达，和乌克兰。
这份”新闻工作者监禁名单”仅列出被政府拘捕的新闻工作者，失踪或被非政府团体俘虏的新闻工作者不被列入此名单。例如：据保护记者委员会推测，至少多名也门记者被”安萨尔真主”运动（Ansar Allah movement ，也称胡塞武装组织）俘获，这些人被归类为”失踪”或者”绑架”。
保护记者委员会对新闻工作者的定义是：为包括印刷、摄影、广播、电视台和网络等媒体进行新闻报道或者评论公共事务的人。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年度监禁名单只包括已通过本委员会证实因履行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
保护记者委员会相信，新闻工作者不应该由于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在过去一年中，保护记者委员会帮助了全球至少67名被监禁新闻工作者提前出狱。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名单是2017年12月1日凌晨12点01分显示的被监禁新闻工作者的数据。该名单不包括许多今年被监禁但已被释放的新闻工作者；此类案例的详情可登陆 https://cpj.org 查看。列入本名单的新闻工作者，除非本机构有可靠理由确认他们已获释或在关押期间死亡，否则将一直保留在名单内。
埃兰娜·拜泽尔（Elana Beiser）是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编辑主任。她曾在纽约、伦敦、布鲁塞尔、新加坡和香港担任道琼斯通讯社和《华尔街日报》的编辑。